南开大学干部培训

　　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会议上以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来自17个国家的100余名妇女代表筹划设立国际妇女节，至今已有110年。女性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也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20世纪初期，有一群天津女孩在争取与男生比肩接受教育的权利……虽然南开女中已被岁月淹没，成为天津教育长河中的一簇浪花，但是这段回忆浓浓地聚在心头，化作半个多世纪后的“怀古”。

　　追忆历史 南开女校诞生

　　由于历史沿革，南开女中几经更名：1952年12月，改名为市立第七女子中学;l958年，由女七中改名为天津医科大学附属中学;1962年，恢复南开女中之名;1966年，改名为东方红战校(中学);1985年至今，改名为天津市第二南开中学。

　　1963年，我考入天津市南开女中，才入学便迎来了40周年的校庆。校舍礼堂四壁挂满了名人校友的照片和宣传事迹，我由此得知了学校的光荣历史。一个个名字镶入了我的心底，再也不能忘记。

　　母校创始人张伯苓，当年在清朝北洋海军做见习军官的时候，在威海卫亲眼目睹甲午海战惨败后中国遭受的屈辱。1898年，严修创办“严氏家塾”，张伯苓便弃武从教，在严修家馆讲授新学。1904年10月17日，严修与张伯苓创办新式私立中学堂;1907年迁往天津城南开洼，称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私立南开学校;1919年9月，他们创立的民办南开大学开学，办学宗旨是“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

　　针对当时民风未开、女子受封建家庭禁锢出门求学者不多的情况,1902年3月，严修创办了严氏女学，是天津设立的第一所私立女校(小学)。1920年，张伯苓在校董会上提出成立女子中学，但因经费困难而搁浅。1922年春天，天津女子小学毕业生王毅蘅、陈学荣、王文田、周钟铮等12人给张伯苓写了一封信，内容为：女子不该只受师范教育和家政教育，应该受到与男生一样的全面教育;有感于天津缺少适当的女子学校，乃是天津教育的缺憾;校舍可用南开大学的原址，因为南开大学已迁入八里台的新校舍;教师问题可聘请南开学校的教职员来兼任……这封信考虑得很全面，从教育出发点到校舍、教员，面面俱到。

　　张伯苓看后很高兴，当即回信，请她们派代表约好时间商谈此事。王毅蘅等4名女生作为代表，来到校长室面见张伯苓，得到肯定的答复：一定想办法，尽早办起南开的女子学校。代表们欢喜若狂，把这个好消息传达给了女同学们，引起了涟漪效应。

　　此后，南开学校(后改为南开中学)成立了女子中学的筹备委员会，主要是募集资金。那时张伯苓母亲张杨氏老夫人病逝，张伯苓力主丧事从简，将节省下来的1000元治丧费捐作女中建校资金。1923年9月，南开学校租南开六德里几间民房，改建为女子中学校舍，开设初一、初二两个班级，共招学生78人。虽然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毕竟开创了天津男女平等受全面教育的先河——南开女子中学诞生了。

　　继承南开的校风，南开女子中学首先成立了学生会，组织了各文娱小组，如歌咏队、篮球队、月琴班、国画班、京剧组等，还开展演讲比赛、辩论会、英语表演会。凡是稍具规模的活动，就约请师长光临。南开女中还出版过铅印报刊，内容广泛，皆为学生投稿。此后，南开女中便与国共运、与民同存。

　　1928年8月，严修面请津籍富商王心容、纪锦斋、金小泉、范竹斋等人聚会，劝募集资，张伯苓具体运作，创办了南开小学。从小学到大学，既有男校也有女校，南开的教育体系完整了。

　　南开女子中学的诞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报考人数猛增。张伯苓多方求助，各位校董四方募捐，积款两万多元，1925年在南开学校操场南端购得十余亩地，建了一座三层高的混合结构校舍，1926年3月竣工。学校新增设了初三和高一年级，各年级分为甲、乙两班，总共二百多名学生。高一学生分为文科班和理科班，文科有政治、经济、商法等课程，与南开学校的男生比肩听课;理科的实验课程与男生共用理化实验室，一切都按男中的规章制度办事，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女生全面接受教育。

　　爱国为先 重视德育熏陶

　　南开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德育熏陶，视“德育为万事之本”，把传承爱国精神，培养爱国情操作为育人的首要原则，“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1929年，南开女中部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上，张伯苓校长发表了演讲：“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夫人!”这成为此后大批南开女中学生择偶的座右铭，不屑于做享受富贵的阔太太，而是自立自强、做襄助丈夫为公为国的贤内助。

　　记得我校一位才貌出众的高中生，下乡插队后嫁入一个最贫困家庭，她的说法是“绝不攀高枝，要靠自己变革命运”。果然，她在日后不断提升修养，自力更生，带领着全家脱贫，本人则被选为县人大主任。

　　1931年6月起，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洪水，沿江两岸多处成为一片泽国。全国各地纷纷赈灾捐款、募集物资送往洪灾地区。天津市也发起了大规模的赈济募捐活动，南开女中教职员工和学生积极响应，为此学校制定了一条新校规：凡是南开女中人员，不管教员还是学生，一律将毛织品送到学校登记，大到外衣，小到手套，均在其列。学校登记后，标上一个小白布证章，盖有紫色印章的“验讫”二字。每人只可穿戴一套，余者一律捐往灾区。记得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学校做支援灾区的动员报告，学生会组织赈灾，号召大家捐献。似乎是传统使然，师生们捐得最多的是衣物，其中不乏毛织衣裤。

　　1934年，在天津北站体育场举行的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南开学子们用紫、白两色小旗，连续组成“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等字样，现场观众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并且跟着口号呐喊。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大为恼火，当场退席。平日里，南开学子的抗日活报剧和舞台剧也屡屡在街头、剧场演出，动员全民抗战。

　　1937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7月28日南开大学惨遭日寇野蛮轰炸，教学楼秀山堂、木斋图书馆、学生宿舍刹那间毁于一旦。连续两天，多架飞机轮番轰炸，女中和小学被夷为平地。因为日军对南开系列学校嫉恨已久，便猛烈轰炸这一抗日重地作为报复。燕京大学前校务长司徒雷登说：“日军的暴行说明他们承认南开校园里有旺盛的爱国主义。”毁损的大学校园被日军强行占领8年，中学校舍一度被日本侵略者用来关押抗日志士。届时，正在出差南京的张伯苓极其愤慨地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中华的教育不能中断，南开的精神不会被毁!

　　时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临危不惧，组织师生疏散和校产转移后，带领学生们紧急南下，转校长沙，后至昆明。他的妻子梅美德是华侨富商之女，时任南开女中的教务主任，眼看12年辛苦铸就的爱巢荡然无存，她大义凛然地说：“国难当头，论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于心无愧。倘若公毁私存，就可耻了。”梅美德作为另一支西迁队伍的负责人之一，翼护着一部分女生，辗转南下，继续完成学习任务并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

　　南开学校是以救国、强国为目标而建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情怀孕育、构筑了南开的校园文化。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召唤下，一批批南开学子奔赴抗战前线，甚至为国捐躯。抗战胜利后，时任天津市长的杜建时(也是南开校友)对张伯苓说，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南开毕业生。张伯苓开心地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他高兴。

　　凤凰涅槃 女中战后新生

　　深得张伯苓器重的南开才子喻传鉴，受到爱国将领吉鸿昌的邀请，到欧美各国访学。回国之后，张伯苓对他授以南开教育全权。喻传鉴先后出任天津南开中学主任、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兼任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校长。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喻传鉴又在天津亲自主持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女子中学的复校工作。经过一番选址，1946年南开中学女部迁至甘肃路，校址位于甘肃路与哈密道的交口。此地域原为日租界，是原日本松岛高等女校，完全是日式建筑的风貌，该校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关闭。

　　南开女中的礼堂位于教学楼后，极具特色。礼堂室内很高，两边大窗户离地两米多，很适合搞展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曾于1947年9月21日在此发表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我们能做些什么》。这篇演讲词，刊于翌日即1947年9月22日的《大公报》。

　　我初入校时，南开女中刚恢复校名一年，尚有高三最后一届的“医大附中”男生。他们在参加市里挖河劳动时，因为表现突出受到奖励，便被他校男生调侃道：“向南开女中的‘姐妹’们学习!”学长们毕业后，校内学生便是清一色的女生，每逢搞大型活动，会和男生校的南开中学或十八中的男学生联袂举办。

　　我的生物老师喻娴令是喻传鉴的二女儿，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她曾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重庆南开中学教学，并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了南友剧社。在1941年公演的《北京人》中，她出演女主角愫芳，将人物从无觉悟到觉醒再到彻底觉悟、走向新生的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同年，为了纪念校庆，她导演的话剧《国家至上》于10月17日公演。1943年2月14日，喻娴令与南开学生、南开“南敏”排球队队员娄光后结婚，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为他们证婚。1946年，她追随父亲回到天津，在复校的南开女中教生物，晚年被授予“从事植物学工作五十年的科学家”称号。

　　当年，我们的生物课还是很“阔绰”的，因为有医大附中遗留下的课具和药水浸泡的生物标本，上课时每人用一台显微镜(别的学校都是三四人用一台)。喻娴令老师不仅教学严谨、一丝不苟，而且自己亲手培育植物、制作植物标本，经常在黑板上画图，精准得如同教科书。她教育我们要学业有成，做居里夫人式的女子，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对社会做出贡献。

　　英才辈出 巾帼不让须眉

　　南开女中的教育是多方位的，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历年培育出不少英才。

　　梁启超的三女儿梁思懿1932年在校时，与北洋政府高官的女儿姚念媛(后改名郑念)、富商的女儿孙竦等，为遵行学校的课余作业——社会实践，在女生宿舍建了理发所。她们自任理发师，每周三、周五两日工作，每次理发只收一角钱，以本校师生为限。这项实践直至1933年她们由南开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方才结束。梁思懿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曾任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后来成为燕大的学生领袖之一。

　　外交才女唐闻生的母亲张希先在南开女中上中学时，受到了全面的教育，思想进步，后考入燕京大学，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先锋。张希先觉得中国妇女要解放，应该从女幼童抓起，所以她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幼教科的硕士，终身从事幼教事业，教育出的两个女儿德才兼备。1974年春，中国政府公派洪晃、章启月等5名小学生赴美留学。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孩子们的英语水平并没有长进。分工主管他们的张希先曾当过外交部幼儿园负责人，就此创造性地提议：让孩子们都住到美国人家里寄宿就读，自己做业余辅导员。1977年1月，孩子们回到北京后，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

　　中国著名幼儿教育家卢乐山说，我在南开女中读书时，印象最深的是女中部主任梅美德。她给我们演讲的主题是，做事要多为别人着想。她举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由于只顾自己方便、省事，而造成别人的不便。后来我搞蒙台梭利教育，也很注意这一点。蒙台梭利总是说“你可以自由，但是不能损害别人”，这也是当前幼儿教育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家韦君宜在《忆南开》里写到，天津南开女子中学的6年学习生活，使她一生受益匪浅，为她树立勤奋上进、憎恶旧制度、憧憬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入学不久的一次校庆日，“南开新剧团”排演易卜生剧作《娜拉》，由大学部万家宝(曹禺)主演。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外国名剧，并从中呼吸到了时代的文艺气息。1934年9月，韦君宜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所高校同时录取。

　　与金庸同是海宁查氏之二十二世，也是华夏查氏之八十八世后裔的查良锭回忆：她出生在封建大家庭里，作为家里第一个争取上学的女孩，她很珍惜这个机会，一直把努力奋斗、考出好成绩作为目标。品学兼优的查良锭考入天津南开女中后，在1935年被保送至南开大学化学系。她非常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曾为了支持子侄们的学业，拿出一生的积蓄，被子侄们称为“海纳百川”的舅妈。

　　被誉为天津体育强校的南开女中，尽管建筑面积有限，但在建设校园时并没有忽略利于体育锻炼的操场。早在1925年3月28日，南开大学、中学男部、中学女部多次联合举办运动会，张伯苓校长基本都出席并致辞，鼓励女生要赛过男生。

　　1928年10月，天津特别市举办天津体育协进会第一次女子运动会，南开女中派出强手参加跳远、短跑等田径项目。特别在排球比赛场上，更显现出女中运动员的英姿飒爽。1931年5月，南开女中的吴梅仙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上，取得50米短跑第一的好成绩。1963年11月，我入学不久的初冬传来喜讯，校友郭可愚在国家体操队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季军。为此，我们着实在操场上欢腾了好一会儿。初二时，同年级的李玉环被国家乒乓球队选走，我们也举行了小型欢送会。

　　话剧似乎是南开精神的表达。严修的嫡孙女严仁英1927年转入南开女中，1932年毕业时在班里编创了爱国题材话剧《反正》，并在剧中女扮男装出演一位将军。记得1965年，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排演了话剧《青年一代》，我后来也东施效颦，为班里编排了独幕小话剧《理想之歌》，在礼堂参加学校汇演。

　　虽然南开女中已在眼前消失，但我一直珍藏着“南开女中”的校徽。这四个字不止曾别在我的胸前，更是刻在我心中。大师未曾远去，记住教育救国的先贤严修与张伯苓，延续心愿，砥砺前行;记住我的母校，南开女中，弦歌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