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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取得实效
11月25日，教育部举行第八场“教育奋进看落实”系列新闻通气会，介绍控辍保学、教师减负、校园食品安全等教育部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进展情况。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教育部主题教育整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光彦表示：“我们着眼于群众热切期盼、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集中火力攻坚，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确保取得实效。” 聚焦控辍保学： 832个国贫县义务教育辍学人数减至2.3万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介绍，截至11月20日，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人数已由台账建立之初的29万减少至2.3万，其中建档立卡家庭贫困学生人数由15万减少至0.6万。 教育部始终将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并作为“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对思想认识不到位、联控联保机制不健全、劝返措施不精准等问题的整治力度。 教育部密集出台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做好农村义务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关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子女义务教育有保障突出问题的工作方案》《2019年秋季学期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控辍保学任务书》等文件。同时，确定了374个控辍保学重点监测县，一县一案制定控辍保学工作方案，不断细化工作举措。 “为强化精准摸排，进一步完善了中小学生学籍系统与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全国贫困人口信息库比对机制。组织各地开展了三次全国集中摸排核实，经过数据‘三下三上’，进一步摸清了辍学学生底数，建立了控辍保学工作台账和在线管理平台，实施动态销号管理。”俞伟跃说。 通过开展暑期开学劝返复学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县级政府有关部门、乡镇政府、村居委会作用，采取法律手段督促家长送孩子上学等，综合运用感情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方式，做好劝返复学。 确保学生留得住，还要学得好。控辍保学工作运用“互联网+教育”免费为农村学校提供优质学习资源，努力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同时，建立师生结对帮扶制度，解决劝返复学学生心理适应和融入校园问题，健全学习帮扶制度，解决好学习困难问题，加强普职教育融合，帮助就业意愿较强学生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此外，通过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方式，解决残疾儿童就学问题。 下一步，教育部将继续健全行政督促复学、部门联控联保等长效工作机制，实施新一轮核查劝返工作，及时为返校学生建立学籍。对控辍保学工作开展不力、进展缓慢的地方及时约谈督促。统筹实施好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相关项目，大力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水平，确保适龄儿童少年都能接受良好义务教育。 聚焦截留克扣相关经费等教育民生问题： 37起截留克扣营养膳食补助资金问题均已整改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巡视员胡延品介绍，截至目前，发现截留克扣营养膳食补助资金问题37起，涉及河北、河南、湖南、广西、云南、陕西、青海、新疆等8个省区，共计金额1.74亿元，目前均已整改到位。此外，发现档案资料不全、招投标程序不规范等日常管理问题20起。投入保障不足、食堂闲置、人员配备不到位等地方责任不落实问题10起。将营养改善计划理解为“免费餐”等政策理解偏差问题6起。食品安全隐患一起，已督促各地严格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确保整改到位。对收到的34条电话举报有效线索进行核实，其中已查明4条属实，并督促整改。 “通过专项整治，各地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粮油等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四统一’招投标制度进一步规范，资金管理风险意识明显增强，积极推进‘明厨亮灶’，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和信息公示公开制度得到完全落实，全过程、全链条监管态势基本形成。”胡延品说。 在纠正截留克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问题方面，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刘景介绍，截至目前，已初步查明“一补”资金问题162项，涉及金额1.29亿元。其中，拨付、发放不及时17项，涉及金额1.14亿元，已整改完毕，补发金额1.14亿元；虚报套取、挤占挪用“一补”资金31项，涉及金额821万元，已整改20项，补发金额232万元，追回金额161万元，规范资金使用金额177万元；未做到应助尽助18项，涉及金额11万元，已整改完毕，补发金额11万元；管理不规范96项，涉及金额618万元，已整改87项，补发金额16万元，追回金额19万元，规范资金使用金额497万元。 “根据各地报送情况，还有24项问题尚未完成整改。目前，已建立问题台账和定期督办机制，督促各地积极与纪委监委机关保持沟通，限时核查整改。”刘景说。 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以来取得显著成效。根据各省份自查上报统计数据，所有自查工作覆盖了全学段，全国近3.1万个安全隐患得到了排查，并已全部得到整治。中小学和幼儿园落实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建立家长委员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机制得到不断加强和完善。”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万丽君说。 万丽君介绍，我国现有中小学和幼儿园51.5万余所。“截至11月15日，已有41.7万所中小学和幼儿园落实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39.8万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建立家长委员会参与食堂安全监督机制。全国学校食堂实现‘明厨亮灶’的学校增加6.7万所，达到34万所。” 聚焦教师减负： 确保对中小学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50%以上 “教师减负是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10月湖南永顺县女教师李田田的事件在媒体报道后，我们在减少教师不合理负担方面加大了力度。”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说。 记者了解到，教育部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推进会10月25日召开以来，教育部组织7个调研工作组，赴陕西、新疆等12个省份，督促各地推进“教师减负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放在了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会事务进校园、精简相关报表填写、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等4方面。 王光彦介绍，围绕减轻中小学及教师承担的与教书育人无关的不合理工作负担问题，已梳理出12个突出问题和20条政策建议。 从各地推动教师减负的探索来看，陕西梳理出了“各类评估检查督导考核多、各种社会事务进校园多、要教师填报各类事项多、各级党政部门抽调教师随意、要求教师参加的各类培训多”等五大类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严格控制涉及学校的检查评估项目、实行社会事务进校园审核制等16项整改工作措施。同时，对未经同意的非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师培训不予认定学分，此举减少了30%的培训项目，减轻了教师无关培训的负担。 湖南明确规定，严格控制面向义务教育学校的各类审批、检查验收、创建评比等活动，未经当地教育部门同意，任何单位不得到学校开展有关活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重点放在减轻教师非教学工作负担上，精简会议，清理各种检查、评比活动，清退借调教师等。 山西以减少系统内不必要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为重点推进教师减负工作，使得全省11个市面向中小学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项目由128个减少至49个，117个县面向中小学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项目由287个减少至133个。此外，广东将现有的18项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压减至2项，将原有的80项省级教育类行政权力事项压减至42项，124万名教师受益；黑龙江印发《关于减少与教书育人无关工作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通知》，规定教育部门以外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需商教育部门并报同级党委和政府审核。 “在开展专项行动的同时，也要注重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刘建同介绍，中央深改委审核通过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即将印发，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会事务进校园、精简相关报表填写、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等事宜，确保对中小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并实行清单管理，将惠及1100万名中小学教师，使他们能够安心教书、静心育人。（记者 王家源 见习记者 林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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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推艺考新政：艺术人才需天赋也需文化素养
又是一年艺考季。各大艺术院校的考场前挤满了青春洋溢的面孔。对于即将到来的笔试，他们紧张不已——有的艺术院校考“语数外”“文史哲”，有的考“文科综合知识”。人们印象中注重特长、注重个性的艺考出现重大变化。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文化课要求显著提高”已成为2019级艺考生面临的一大挑战。 2018年年底，教育部发布了《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要求》（以下简称《要求》），对2019年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提出一系列改革要求，其中就包括提高文化课录取分数线。此外，还有哪些新政将改变艺术人才的选拔？这些改革要求，反映了怎样的招生趋势？同时又产生了哪些问题？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梳理。 1.文化课提分——高于二本线的70%成为“硬门槛” “今年艺考特别重视文化课。”来自江苏的艺考生小卢目标是编导专业，从高一开始，她就关注几大艺术院校编导专业的考试内容。参加完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的考试之后，她的感觉是：“很多学校会把文化课当作基础。最明显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初试，直接就是文化课的笔试，做下来感觉不轻松”。 记者注意到，《要求》进一步提高了艺术类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门槛，以未合并普通本科第二、三批次的省份为例，艺术类本科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在原则上不得低于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70%。 高于二本线七成的“硬门槛”，对艺考生们来讲仅仅是“最低要求”。记者注意到，各大院校艺术类专业方向内部的文化课要求也相应提高。院校官网公布的招生简章显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戏剧导演方向、演出制作方向等共计8个招考方向的录取分数线较以往有所提升；北京电影学院从2015年开始提高文化课要求，文学系、导演系分别提高到本省一本线的75%、70%，录音专业提高到90%；中国传媒大学也规定所有艺考生都必须参加初试环节的文化素养基础测试，分为语数外和文史哲两种类别，考生可自主选择其中一类参加。 “诚然，艺术类人才需要天赋，但更需要扎实的文化素养基础作为支撑，否则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一再强调提升对艺术类考生文化素质的要求，这是尊重了艺术类人才培养的规律，而且更体现出本土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真正优秀、有创造力、有影响力的艺术人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委书记曾祥敏表示。 更多观点认为，提升艺考生文化课要求，举措应该更为细化。“我认为提高艺术类的文化课成绩，应该分专业。有一些专业，比如音乐、舞蹈、美术，它强调技能和天赋，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练习基本功，对文化课要求过高是不现实的，毕竟学生精力有限。但另一些专业，比如影视编剧、导演、艺术理论，入校前的专业水平不需要太高，都是入校之后再培养。这些专业就要强调学生的文化基础和艺术感觉能力。毕竟，学会了技能技巧，到底能出什么样的作品，拼的还是文化修养以及对社会的认识深度，只有文化根基深厚才能走得更远。”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刘德濒表示。 “对文化课的要求，我觉得应当有一个区分，根据院校对艺术人才的培养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普通艺术院校，它更多是培养艺术的从业人员，还有一部分是比较顶尖的高校，更多是挖掘做艺术家的可能性。未来改革可以给学科底蕴更加深厚的院校以更多自主权，而其他学校应更倾向于对学生基础素质的考查，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北京湃乐思教育联合创始人陈晨表示。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陆亭认为，经过九年义务教育、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学生应当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具备一定的素养。而文化课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素养的反映。反过来说，只有达到一定的基础，才能更好地完成之后的教育阶段，如果过多降低文化课的要求，确实会产生一种缺陷，可能对人才的未来成长不利，所以提高文化课要求反映出更加关注人的成长的改革趋势。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也认为，此次新规凸显了对公平和“一根准绳”的需求，而今后的改革应当进一步扩大高校自主权。“对于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大学应当有基本的门槛，国家确实应该有一个基本要求，但是不能因为专业课突出就降低文化课要求，应适当赋予高校在降分录取方面的权力。” 2.省考得到强化——省考、校考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 “我主要关注北京和南京的学校，最想考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编导专业，但中戏和北电也想去拼一拼，免得留下遗憾。”小卢向记者透露。 抱着同样心态的考生和家长不在少数。今年艺考季，“艺考生”App瘫痪、“名校扎堆报”的问题饱受诟病。“报名难是因为很多学生考完了省考，就扎堆到有校考的一流艺术类高校‘试试运气’。”陈晨表示，这一现象与“艺考新政”有一定关系。 记者梳理发现，《要求》中除了对艺考生文化课要求提升外，校考受到了更多“限制”，省考的地位得到强化。《要求》指出，除北电、中戏为首的30所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外，2019年高校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专业一般不组织校考；2020年起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不再组织校考。艺术类专业点设立不足四年的高校，凡省统考涉及的专业，一律不得组织校考，应直接使用省级统考成绩。 校考和省考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注意到：北电、中传等院校都在招生细则中明确提示考生，只有省考合格才能参加校考。“我们招生时不拿省考成绩做参考，但是招生简章要求考生必须参加省考，并取得合格证。学校在录取学生时，如果考生没有取得省考合格证，投档会受限。”刘德濒坦言。 记者从陈晨那里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之前带过的一位辽宁考生就遇到了因为未参加戏剧影视导演方向的省统考而不给放档的情况”。 “省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初步筛选的作用，但也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现在大部分学校都承认省统考，这样更显公平，同时也节省学生时间，但有些欠缺针对性。”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副院长、录音系主任胡泽表示，“这几年我们学校报考的人数急剧增加，今年比去年翻了将近一番，所以肯定希望省考能帮助高校筛选，降低校考的压力。我们不排斥省考，只是觉得其针对性不强。因为省考对具体某一个省来说具有需求，但并不一定能够针对每个艺术类学校的培养目标进行设计，而校考更看重学生未来的发展潜质，是否与专业培养方案有一致性。在我们的面试中也发现一些考生虽然艺术等级很高，但没有灵性、没有乐感、节奏很乱，如果只保留省考取消校考，就体现不出这一针对性。” “目前各省的省统考不统一，考法不同，而且考核内容和高校的需求存在脱节情况。比如辽宁省的省统考有戏剧影视导演，实际上考查的是其中表演的方向，而中传、北电的这一专业实际上是需要扛摄像机的，却又规定考生必须通过省统考，所以辽宁考生必须去考‘表导’方向。”陈晨表示，希望今后能改进考试的方式，使其和大多数高校的需求更加贴合。 “我认为要求全部艺考生统一参加省考，欠缺灵活性。很多考生的目标是独立招生的院校，那么，省考成绩对他们来说是无效的，因为校考还得重新考。赶到省会城市考试，会让考生徒增很多精力和费用的负担。所以我认为，这个机制应该更灵活，让那些明确了目标院校的孩子轻松一点。”刘德濒说。 既然还存在诸多弊端，为何要强化省考？记者观察到，艺考校考的公平性一度受到公众质疑，可能也是“新政”强化省考统一性的背景之一。此前艺考校考一度有“灰色产业链”产生，诸如家长想方设法找关系，辅导老师、招生中介牵线搭桥收“黑钱”，“面试官”收“过关费”，并通过考前办班泄题、考后追加招生名额等方法索贿“吸金”等现象时而见诸报端。马陆亭认为，此次对高校艺术类招生的政策调整，体现出艺考的进一步严格，有利于保证高考的严肃性，也体现了公平。“我国是一个教育大国，政策的公平应当是第一位的，首先需要保证考试制度的公平。” 有专家提出“收归自主权”的做法，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可能也存在疑问。某教育学家对记者表示，艺考乱象并非一定要依靠“上收权力”来治理，“学校可能确实存在一些自律性不足的问题，但艺术类考试是着眼于培养艺术类专业人才的，甚至是培养未来艺术家的，而越是艺术的越是个性化的，学校最能够判断学生的潜力。可能我们现在的改革还没跳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怎样通过考试筛选出有艺术感觉的学生，还需要完善相关制度，让高校得到有效监督、形成自律。”（记者 周世祥）
2021-01-20 10:30光明网 -
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创新模式参与抗疫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面前，全国约2亿儿童青年少面临延期开学、居家自主学习。如何在长时间、大规模的“宅家”行动中落实近视防控指导，保护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科学推进“停课不停学”，成为一项艰巨挑战。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简称“宣讲团”）充分发挥专业和平台优势，从实际出发，创新宣讲模式，多层面、多渠道积极参与抗击疫情工作，扎实推进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保障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眼健康。 宣讲团成员涵盖眼科、疾控和保健部门专家，高校和教育卫生部门领导、工作人员等，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超过半数专家坚守工作岗位，有些奋战在防疫抗疫第一线，多种形式积极参加战“疫”工作。在亲身参与抗击疫情的实践中，宣讲团成员参与修订教育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组织编写了《上海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开学工作指南（试行）》《上海市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开学工作指南（试行）》，并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督导等工作。 据悉，经过积极筹备，宣讲团专家走进演播室指导疫情期间健康用眼，借助电视、广播、报刊等平台，通过开设专题节目、专访、短视频等形式，宣传疫情期间眼健康防控，直接影响人群2000余万。宣讲团还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制作了《寒假防控近视谨防5个误区》《疫情期间“居家护眼宝典》《新型冠状病毒眼科防护全指导》《视光门诊院感防控手册》《儿童青少年居家近视防控须知》等近百个适用于自媒体和新媒体传播的文稿、视频，覆盖各省、市、自治区，总点击量过千万。 与此同时，宣讲团专家发挥专业优势，研判疫情进展趋势，调集优势资源加速推进在线公益问诊平台建设，牵头制定了疫情期间就诊指南，开发上线儿童青少年线上公益问诊平台，定期发布爱眼护眼知识。针对“停课不停学”期间学生电子产品的使用，宣讲团专家积极研讨，通过组织编写《学习网课时如何科学护眼、防控近视》，编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学生防控读本》近视防控章节等方式，提出了一系列有指导价值的防控措施。
0000-00-00 00:00教育部 -
2020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于11月在复旦大学举办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要求，积极倡导全民终身学习理念、广泛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活动，2020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于11月1日至7日举办，主题为“全民智学，助力‘双战双赢’”。活动周全国总开幕式将于11月1日在上海市复旦大学举办，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秘书处主办，上海市教委、复旦大学承办。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自2005年首届举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5届，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已成为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和特色品牌。 登录网址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届时可收看全国总开幕式，了解活动亮点，关注各地活动动态。网址：hdz.shlll.net
0000-00-00 00:00教育部网站 -
北京高三年级正式复课 学生必须全天戴口罩
播放出错啦，请尝试退出重试或刷新 刷新重试诊断 code：4400 uuid:2D84B5BC-6E57-49E4-8396-B7A9526126E1 requestId:D9D9CAF2-4502-48E6-9DD6-7EF834991201 播放时间：2021-01-19 16:51:46 4月27日，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超长寒假”后，北京市254所学校4.9万名高三年级学生正式迎来返校复课。记者了解到，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北京各学校已经提前完成了准备工作，学生于当日上午9点半正式上课，为7月7日的高考“全力以赴”。 学生分通道走进校园。（央广网记者 韩靖 摄） 根据北京市教委要求，高三学生实行错峰入校，上、下学时间为上午9点半和下午3点半。针对高三开学后的教育教学工作，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曾表示，开学后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记者了解到，放学后，学生还需要参与一定时长的线上学习。 “今天高三年级学生复课，遵照了错峰错时的原则，学校安排学生分两批次进入校园。”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校长朱建民介绍，学生会于早上7点在家中先进行体温“晨检”，将数据报告给班主任后，一切正常才能到校。学生到校后还会进行体温复测，如果出现异常现象，比如咳嗽、体温大于等于37.3度等，就要在提前设置好的临时排查点再次检查，合格之后方可进班。如遇检查不合格，就要启动应急预案，与当地卫生防疫部门联系，通过专人专车送到指定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排查工作。 学生戴口罩上课。（央广网记者 韩靖 摄）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进行小班化教学，班内学生遵循“一米线”原则。学校也停止了走班制教学，防止学生交叉感染。 学生戴口罩上课。（央广网记者 韩靖 摄） 朱建民表示，为了防止学生的密集接触，学校每个班级之间均划定了分界线，规定了活动区域，学生卫生间的使用都是有固定分配的。此外，饮水点、学生用餐等也加强了防控。“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互相接触，并且要求学生全天都戴口罩，包括体育课和课间操。” 在北京丰台第二中学，高三年级10个班共248名学生也于27日陆续返校。北京丰台第二中学校长何石明介绍，为配合复课，学校提前就进行了全流程演练，还请来专业消杀队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保障师生安全。为了让学生尽快适应返校生活，除了防疫知识讲座之外，体能恢复课也陆续进行。（记者张佳琪）
0000-00-00 00:00央广网 -
陕西省教育系统“四史”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强调：“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召开会议启动陕西高校“四史”学习教育专项活动，搭建协同教育平台，指导高校迅速行动。陕西省内高校掀起了“四史”学习教育的热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依托教育部高校网络教育名师夏永林教授“老夏说课”公众号，刊发“四史”学习教育系列推文，在“西电记忆”公众号上推出《行走的四史课堂》《寻往事览豪情、学四史书未来》等专栏，利用VR技术建设网上党史展览馆，营造了浓厚的“四史”学习教育氛围。 陕西师范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四史”学习教育理论讲座选修课程，课程全部采用模块化设计，不仅涵盖了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而且增加了延安精神、脱贫攻坚等体现特色的教学模块。课程一上线，每天300个讲座名额迅速被“抢光”。 陕西师范大学“四史”学习教育讲座 长安大学“四位一体”推进“四史”学习教育，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作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开展了红色采风、教育调研、理论学习等一系列的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师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爱校，切实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自觉。 西北大学组织力量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和“四史”开展研究阐释，建成并上线陕甘宁边区史料数据库，涵盖延安时期相关历史文献、领袖年谱、人物传记、回忆史料、历史报刊、历史图片、音像资料等200余种、约800万页资料，为校内外师生学习、研究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陕甘宁边区史和延安精神提供了重要资源平台。 西北大学陕甘宁边区史料数据库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发挥思政课主阵地作用，组织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开展集体备课。该校思政课教师蒙静谈道：“作为思政课教师，更要第一时间吃透‘四史’相关内容，尽快把其转化为授课素材，及时深入地融入思政课教学当中，有效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心系国家、刻苦学习，尽快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集体备课 下一步，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将充分发挥陕西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中心作用，精心打造“四史”主题校园文化精品，深入宣传推广各高校“四史”学习教育的典型经验和优秀案例，努力在入脑入心、学好学活、增强实效上下功夫，不断引导广大师生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在实践中锤炼使命担当，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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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17所高校大学生牵手4万留守娃
近日，甘肃高校优秀大学生结对留守儿童“好伙伴·共成长”关爱行动在兰州启动。甘肃17所本科高校将对17个试点县的1075所中小学进行教育帮扶，优秀大学生志愿者将与留守儿童结成对子，小手拉大手，结伴共成长。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17所高校结对甘肃省崆峒区、临潭县、礼县等17个县区的1075所中小学，近4万名留守儿童受益。每名大学生志愿者对接1—2名留守儿童，通过每学期给关爱对象写信或当面指导，每月和关爱对象或家长、班主任通电话等方式，了解关爱对象的学习、生活及心理状态，帮助其落实学习成长规划。同时，与关爱对象随时进行沟通，开展快乐分享、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方面的工作。此外，17所高校还将设立留守儿童关爱研究指导中心，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并建立关爱行动档案，定期对关爱行动进行评价考核。 甘肃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王海燕表示，此次开展的关爱行动，既为大学生开辟了实践课堂，在陪伴留守儿童的过程中播种和收获真善美，也将帮助解决留守儿童关爱不够、关注不多、家庭教育不充分等问题。（记者 尹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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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志愿者
2月10日下午，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阅江楼派出所，走进了一位戴着口罩的外籍小伙。在户籍前台，他放下一个红色礼盒，说了一句“谢谢，你们辛苦了”，一个敬礼后，他快速离去。 打开礼盒，民警发现里面除了一些零食，还有1000元现金和一封信： “我是来自叙利亚的博士生拉丁。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想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说：你们并不孤单，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在华留学生作为我国高校学生群体的一部分，一方面，我们为其身心安全殚精竭虑；另一方面，他们也为中国战“疫”贡献力量。在这特殊时期，共谱了一支相爱相助、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曲。 为在华留学生筑起健康防线 疫情暴发，正值中国春节期间，很多留学生留守学校。做好留学生疫情防控，对于校园抗疫具有重要意义。 在教育部统一部署下，各地高校按照属地化管理、一体化推进的原则，有序将在华留学生纳入了高校整体疫情防控机制，及时向留学生告知当地疫情情况和防控措施，做好留学生居住地的消毒、口罩发放、体温测试、进出登记等防护工作，并保证及时提供医疗服务。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主动关心留学生的健康和生活状况，切实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同时加强心理辅导，缓解心理压力，增强必胜信心，为在华留学生筑起了健康防线。 华中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国际学生办公室工作人员黄超介绍，全校在籍各国留学生2025人，目前在武汉的有1046人，为了保障在校留学生身体健康，学校严格开展了出入管理和体温检测等工作。 2月12日，巴基斯坦籍在华留学生魏星（化名）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走出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这是广州地区首例治愈的外籍病患。 走出医院，魏星说：“感谢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爱中国，爱中国的每一个城市。疫情结束后，我会回武汉继续学业。” 在天津，为帮助在津留学生群体及时掌握疫情防控相关信息，天津外国语大学积极发挥专业优势，组建起了英语、日语和汉语3个语种的专业翻译队伍，完成了50余篇和疫情相关的信息翻译工作；华北电力大学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口罩、体温计、酒精等物资，解决在校留学生防护物资短缺难题…… 在疫情阴影下，人们不仅需要物理上的防护，更需要“心理口罩”。对于独自在华求学、生活的留学生而言，心理支持更为迫切。 “今年寒假期间，北交大有200余名留学生在校。让他们平稳度过这个非同寻常的假期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该校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刘彦青介绍，学院建立了“聆听工作室”，通过互联网，为处在疫情防控期的留学生及广大师生，送去关心和问候。除了心理科普知识外，工作室还提供了咨询教师的邮箱、微信、电话等信息，为学生提供即时线上心理咨询服务。 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也门籍留学生赛一德，虽然在校医院诊断后排除了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但因为扁桃体发炎等病症，仍然焦虑、紧张。在不断与联络教师沟通中，他稳定了心态，病情渐渐好转。“是老师们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不再害怕，他们给了我信心！”赛一德说。 今年春节，南开大学共有246名留学生在学校，为了保障他们的身心安全，学校通过各类渠道宣传科学防控知识，通报最新情况；在武汉纺织大学国际学院，教师坚持在微信、QQ群分享英文版的科学防治知识，及时与留学生沟通；在太原理工大学，为了保障在校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学校定期为留学生上门配送物资，还开通了线上谈心和心理疏导服务；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校通过网络向留学生发布校园政策、疫情防治须知、国家出入境管制措施等各类重要信息，始终与留学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第二故乡”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2014级本科留学生校友高佑思，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自己24小时内寻得一吨医疗物资并从以色列驰援中国的故事。“10万只口罩运输到中国，这将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一件事情。”高佑思说，中国曾在历史上无数次帮助犹太人，“这次换我们站在中国身后。”2月9日，这批经由特拉维夫、莫斯科、广州三地的物资，抵达湖北黄冈。 像高佑思这样，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来华留学生还有很多。他们虽然不是中国国籍，却同样对这片土地饱含着深情与热爱。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郭沫若，为母校捐赠了12000只口罩。中亚飞中国的航班不断被取消，广东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面对种种困难，这个小伙子用“人肉”托运，完成了一场场爱的传递。他说：“我也是中国人。” 东南大学留学生，来自阿富汗的哈雷，4天跑遍喀布尔及附近3座城市，凑到了两万只口罩，并在第一时间通过中国驻阿富汗使馆，捐赠给了武汉；清华大学学生“一带一路”协会的国际学生，利用语言特长和国际联络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医用物资供货渠道并发起了人道主义救援呼吁；来自尼日利亚的南京理工大学留学生欧莱德，在疫情发生后，主动加入志愿者服务队伍，负责居民小区体温测量等工作，他说“别叫我老外，我是一名防疫志愿者”…… 此外，还有一批已经毕业，但仍然心系中国的外国友人。对他们而言，或许身已不在中国，但心却始终挂念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面对突发的疫情挑战，他们在世界各地，为中国奔走驰援。 来自马来西亚的黄昭伟、黄昭纶兄弟俩，本科均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得知中国抗疫形势严峻，两兄弟和家人在过年期间，跑遍了马来西亚的工厂和药房，最终筹得了1100套防护服。这批物资已于2月7日抵达中国。西安交通大学2017届巴基斯坦籍留学生校友，现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曼苏·阿拉姆，在疫情发生后，主动投身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成为一名社区工作志愿者…… 在因疫情延迟开学而有些空荡的校园里，选择与学校共留守的留学生们，除了配合学校的各项防疫措施，更用实际行动表达着对中国的支持。 今年寒假，三峡大学有600多名留学生在校，这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在特殊时期，留学生群体积极投入抗击疫情的工作中，自1月29日以来，从张贴防疫宣传资料到线上科普，从物资发放到协助后勤保障……在这里，留学生已经成为校园里一支重要的服务保障力量。 疫情发生后，一些国际社交媒体和论坛上，出现了不正确甚至带有歧视色彩的言论，面对这些信息，在华留学生积极发声，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在中国的学习、生活，讲述自己的故事，帮助国际社会更完整、全面地了解中国。 为共克时艰汇聚一份信念 在武汉大学任教的伊拉克人阿部在武汉读书、工作、安家已经14年了。疫情发生后，阿部和家人取消了回家吃团圆饭、拜年等活动。 “我们在家看新闻、影视剧，每天在家消毒、锻炼，指导孩子学习、陪孩子玩，生活很充实。我在伊拉克的家人也询问我是否还好，我说你们不要担忧，我这里一切都好。”阿部说，“我相信中国会很快解决疫情问题的，中国政府有这个能力，我不会离开武汉的。” 来自尼日利亚的安东，是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由于校园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安东需要隔离观察14天。起初，安东并不是很理解，也有一些担忧，但很快，老师和医护人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打消了他的疑虑。两周后，安东顺利解除隔离。 “在隔离期间，学校工作人员给了我很多帮助。我要感谢武汉为抗击疫情所做的努力，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且有执行力的国家，她在尽一切可能采取措施保护国民以及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安东说。 中南大学越南籍留学生黎氏香本来打算借假期一览中国壮丽河山，因为疫情，计划暂时搁置。憧憬未来，她描述了一幅春来大地的动人场景：“不久之后，疫情会被英雄的中国人民击败，滔滔江水依旧连绵不绝，武大的樱花树下依旧游人如织，粉红色的花瓣落满我们的肩头，我们再次站在黄鹤楼上眺望长江。中国，全世界都在为你加油，期待春暖花开时我们在中国重逢。”她说：“中国，你不孤单”！（统稿：记者 梁丹 董鲁皖龙 采写：神州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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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未来教育大会举办
11月25日至2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师大等联合主办的2019未来教育大会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学无止境·教育为公”为主题，国内外专家学者共话全球教育的创新、交流与合作，探索教育面向未来的发展之路。 专家在发言时表示，教育是全球共同利益，作为人才培养机制，它塑造现在也面向未来。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速完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是探索全球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在“未来教育：变革、结构、质量”主题报告中说，未来教育是教育不断改革创新的历史过程，是深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两个过程同步推进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这是教育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也是目标的落脚点。（记者 余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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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美育资源如何适配中小学“水土”
近年来，在国家系列政策的引导与推动下，北京、上海等省份的各类美育资源单位开始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向当地中小学输出“美育课程”“美育活动”“美育项目”以及“美育师资”。作为学校美育最得力的抓手，这些专业艺术教育资源进入校园后，与音乐、美术等原有国家规定的学校艺术教育课程一道筑成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的“主干道”。 社会资源单位所贡献的新型美育课程、美育活动和美育师资，缓解了学校美育实践大发展的“生长痛”。但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特别是当社会资源介入学校美育呈“量级”增长时，“资源供给与需求错位”“供给主体教育理念和手段不够创新和实用”“学校接驳和导入机制不够健全”等供求适配性问题，随着实践的深入推进逐步凸显出来。 据笔者正在进行的一项“关于全国各地艺术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受访者虽认可校内艺术教育师资的贡献度，但同时有98.8%的受访者又表示愿意支持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艺术教育培训，而且他们中有90.83%的人认为，校内艺术教育和校外艺术教育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这说明，在学校美育实践中，很多地区的校内艺术教育尚不能满足学生和家长的现实需求。 如何有效解决社会美育资源供给与学校美学教育接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有效途径干预供需适配性，切实提升中小学接受社会美育资源的转换效率，已成为很多学校美育实践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美育资源进入校园，各校在推动供需适配方面还需进行以下四方面的努力： 一是革除陈旧的教育理念、改革不当的教学方法、建构适宜的教学评价机制，以切实推进社会美育资源导入后“教”与“学”的适配性。艺术教育在本质上属于比较典型的开放性创意教育。以戏剧、舞蹈为例，专业艺术教育中的“高精尖”化演员训练体系，并不适用于基础教育阶段条件差异较大的普通学生。因此，在专业艺术院校、艺术院团等社会美育资源导入中小学之后，教改重点就是转换理念，推动某些专业能力强的“艺术家教师”根据素质教育客观需求转型，让他们能够在充分发挥自己表演教学的传统优势的同时，也能胜任普通学生的艺术教学。需要注意的是，在面向全体学生的实际教学组织与管理中，如果无差别套用创造性艺术教学的一些原则和方法，有时候在自然班艺术教学中会出现“放得开”但却“收不住”的窘境。因此，很多资源单位的优秀艺术家型教师也开始尝试将开放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必须与有效的、科学的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机制相匹配，并取得了一定的示范性成果。 二是加强基础建设、推动学科融合，有效拓展优质社会艺术教育资源的“接驳”渠道。有好的理念，甚至也掌握了有效教学方法的教师，如果没有适合的教育教学空间，也同样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比如，舞蹈等表演艺术类实践教学对空间等基础设施有特殊需求，很多中小学管理者由于自身早期缺乏艺术职业化教育的相应训练，在相关教学管理意识上相对薄弱，对于开展此类特色化美育教学实践的特殊需求较难感同身受。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小学为开展舞蹈课、戏剧课都一定要大兴土木搞基建。要解决资源导入的“接驳”渠道问题，必须先进行调研，充分考量社会优质艺术资源导入和学校硬件设施的适配性问题。在此基础上，量力而行，铺设可能的软硬件管道，以促进此类艺术课程的全面开设。 三是强化本校师资转型升级，结成有效的教学研究共同体，以解决部分外来美育师资的“高低错位”问题。不同于一般的“高雅艺术进校园”项目，专业艺术师资是“留驻型”优质艺术资源。这些来自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院团的新型艺术师资，虽然进入一线艺术教育实践之前也经过了一定实践阶段的短期培训，但由于培训师资、培训内容具有不确定性特点，多数艺术表演者并不能在短训后就快速成长为“知行合一”的普及型艺术教师。面对这种“高低错位”现状，在外来美育师资进入校园后，应该加强两类师资的融通和交流，使艺术家转型为艺术教师，普通教师升级为美育专家。一方面，艺术专业大学生和艺术院团演员都有传统的专业艺术教育背景，并在相应舞台实践成长起来，他们身上“好演员”气质也是一种教学资源；另一方面，一线教师在面对零基础或弱基础自然班级学生的长线教学时，要具备前期相应课堂组织训练和适配艺术教学经验积累。 四是凝练适配的艺术教学法，以解决教师教学目标设计和学生个人学习预期之间的垂直落差问题。尽管有很多学校依然存在开课不足、艺体教学课时被占用等历史遗留问题，但目前艺术课程开设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已得到明显遏制。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有助于系统扭转学校、家庭两个方面存在的急功近利心态。当学校美育的主要矛盾从外部转向内部时，原有的教学中存在师生目标落差等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因此，一些学校开始从课程设计、课堂组织、教学总结等教育学本体问题中寻求答案，“师”与“生”之间的目标落差，最终在这种适配的艺术教学法面前迎刃而解了。 综上所述，各中小学高度重视学校社会美育资源的导入，不应仅仅满足于资源的“繁茂”，而是要更加注重实践层面的供需适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小学美育实践将迎来概念升级迭代、资源纷至沓来、供需适配高效的新阶段。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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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之花
正当毕业离校、奔向远方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肯定他们到边疆基层工作的选择，并鼓励广大高校毕业生，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收到回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校园沸腾起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山红红表示，经历了与新冠肺炎病毒的顽强搏斗，度过了一个特殊而难忘的毕业季，此刻收到总书记的回信，令人振奋。“总书记肯定了这届毕业生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中经受了磨炼、收获了成长，总书记支持他们到边疆基层工作、同各族群众一起奋斗，这对我校师生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总书记的回信，对我们是动员令，也是倡议书、集结号。” 在艰苦实践中书写壮丽人生 中国石油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等院校，与新中国同向同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长张来斌告诉记者，一代代中石大人把担当融入血脉，以祖国的需要为最高追求，“从黄河边的盐碱滩，到克拉玛依的热土，我们始终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助力学生成长成才为工作目标，引导毕业生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和成才观，在毕业生中营造出‘扎根基层、艰苦奋斗、建功立业’的浓厚氛围”。 学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就要牢记“立德树人”这条“生命线”。山红红说：“我们要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己任，以人才培养质量为生命线，秉承优良传统，不忘为党育人初心，牢记为国育才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千方百计做好毕业生就业服务，全面加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引领，引导青年学生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书记邓衍雷认为，总书记对广大高校毕业生的深情寄语，站立于时代高处，着眼于国家全局和民族未来，体现了总书记对高校毕业生的无比珍视和深切关心。总书记在字里行间以深刻的辩证法为广大高校毕业生指明了奋斗的逻辑：越是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挑战，越能激发广大高校毕业生的斗志，越能在生动丰富的实践斗争中创造无悔的壮丽人生。“总书记的寄语必将成为广大高校毕业生奔向人生战场和国家建设一线的强大动力，他们也一定能不负总书记嘱托，扎扎实实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学习了总书记的回信，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李戈倍感振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寄语青年。这些寄语背后有着共同的期许，那就是勉励青年人将小我融入大我，坚持爱国、奉献、担当，在人生每一个重大的转折时刻，都能够以自己的切实行动不断汇入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时代洪流中去。”作为一名思政课的青年教师，李戈深感责任重大：“我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风云激荡对青年成长提出了新的挑战，想要不惧不惑、行稳致远，就必须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青春的本真和信仰。” 与祖国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 总书记给高校毕业生回信的消息传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正在为毕业生筹备云端的毕业典礼。该校副校长张树辉告诉记者，疫情下最美逆行、医患们的泪水笑脸乃至口罩勒痕都会成为难忘的记忆，知识分子的使命升华、时代青年的勇力担当，也都是难得的“参考书”。“这些最生动的教材理应用在立德树人的全流程，内化为毕业生的历史记忆和责任担当，为他们真堪大用、勇担重任，书写坚实注解。”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挂职副县长宋彪认为，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当代青年人读懂中国、磨炼意志、淬炼本领的光荣抉择，是当代青年人追求理想、承继传统、放飞自我的品格升华，是当代青年人扎根基层、耕耘大地、服务人民的责任担负。“若干年后，这些青年人将会为自己豪迈的选择而自豪，因为他们把人生最好的年华奉献给国家，奉献给人民，在新时代奋进中挺立潮头，不负青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0届本科毕业班辅导员王柏村说，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语重心长、内涵深刻，充分体现了对高校就业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对全体2020届毕业生的深切希望。作为高校毕业班辅导员，他深受鼓舞，“在做好毕业生就业服务保障工作的同时，我们深入开展‘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和‘以投身西部为荣、以服务基层为荣、以成才创业为荣’教育活动，增强毕业生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鼓励广大毕业生练就过硬本领、锤炼意志品质，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共呼吸。” 用青春传递信仰的火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硕士生曹喜顺是青海省2020年定向选调生，近期即将奔赴祖国西部。“西部地区是我长期关注的重要就业方向，我的外婆、舅公等人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援青建设，家里人对青海比较有感情，希望我能够延续家族情怀，投入到西部地区的建设发展中去。新时代，国家吹响了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新号角，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西部大开发正在形成新格局，无论是参与脱贫攻坚、经济建设，还是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都大有可为。我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国家表率，社会栋梁’的要求来磨炼自己，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西部建设者。” 首都师范大学生科院2020届生物科学（师范）毕业生隋晓楠即将奔赴新疆，参与为期一年的研究生支教团项目，“作为新时代的党员毕业生，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我相信在祖国的西部基层，可以用青春传递信仰的火种，用行动践行青年的使命，让汗水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闪光。”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总书记的寄语让北京林业大学林学专业毕业生高霞感同身受。“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让我们这届毕业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收获了丰富的历练和成长。”高霞说，“无论是选择继续深造，还是去往边疆基层，总书记的嘱托将永远激励和指引我们青年学子，直面困难、斗志昂扬。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生逢其时，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乘风破浪，做有大格局的有为青年。”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0届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左荃文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她一直记得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北京大学的师生座谈会上所说的：“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我来自西部，毕业后我也将回到西部，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左荃文说。（记者 姚晓丹 晋浩天 邓晖 唐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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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党组学习贯彻中央关于统筹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
2月24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主持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统筹做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和全年教育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深刻分析了疫情防控形势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重大举措。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关键阶段，为教育系统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划定了重点。 会议对做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有序推进当前教育工作作出部署。一是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及时调整完善防控措施，落实差异化防控策略，精准到县、精准到校、精准到人、精准到事，扎实将“严防扩散、严防暴发，确保一方净土、确保生命安全”落到实处。二是进一步做好在线教育教学。要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引导，进一步完善中小学网上教育教学平台建设，完善中小学在线教学资源审核机制，制定高校一校一策、一校多策的在线教学方案。关心学生身心健康，开展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模式方法创新。三是统筹谋划中小学开学工作。要压实属地责任，强化省级教育部门统筹，以县为主，根据当地疫情发展情况，科学研判评估，制定错时错峰开学方案，做好教学衔接。四是统筹谋划高校开学工作。要坚持属地原则、建立跟踪台账、做好开学准备、落实错峰返校。原则上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前大学生不返校、高校不开学；高校开学后，要严格措施，加大校园管理力度。五是加强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指导。教育部成立高校疫情防控专家应急工作组，指导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做好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组织专家编写高等学校、中小学、幼儿园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南。六是抓好年度教育重点工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必胜信念，深化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配合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六稳”工作。要按照202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各项重点任务落实，确保“收官之年”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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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将给教师送戒尺定规矩
教育部日前公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提出，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可根据学生违规违纪的情节轻重采用不同惩戒手段。与此同时，征求意见稿也为教师行为列出了“禁止清单”。 该征求意见稿发出后，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青年报在微博上设置的话题“教育部拟为教育惩戒权划线”阅读量达到1.4亿。人们在阅读的同时，也提出了问题：“为什么要明确界定教师的教育惩戒权”“教师如何把握使用惩戒的度”…… 为此，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了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 早在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就提出了要“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近些年一些程序性规定不严密、不规范甚至缺失，影响了教师正确行使教育惩戒权。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姚建龙指出，在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教师惩戒权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教不严，师之惰”的说法。但是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家长对孩子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教师惩戒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低，由此屡次产生家校纠纷。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与教师惩戒权相关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育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对受教育者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权利。教师法则规定，教师有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的义务。 “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提及教育惩戒这个概念。”姚建龙说，这使得“能不能惩戒学生”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人们找不到合规合理合法的惩戒与虐待体罚的界限，这也致使一些负责任的教师如要“管学生”，就可能“风险自担”。 这种观点在一些一线教师那里得到了印证。 这次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指出，一般惩戒包括点名批评、做书面检讨、适当增加运动要求、不超一节课堂教学时间的教室内站立或面壁反省等。 但北京某中学数学教师徐老师说：“别说面壁反省了，就是上课让学生站了一会儿，如果被家长看到，我们都会很紧张。”徐老师最近约一位学生家长到学校面谈，但家长到教室的时候，正赶上这名同学因为犯困自己站起来清醒一下。徐老师说：“我带着家长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不是聊孩子的学习，而是忙着解释孩子刚才不是在被罚站。” “出台这个征求意见稿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用定性加列举的方式把惩戒权这个问题说明白了。”姚建龙说，这也说明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直面问题，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 把教师的教育惩戒权界定清楚、清晰界定了哪些方式可以惩戒、实施什么样的惩戒，“这其实是在给老师撑腰，而与此同时，也在提醒老师承担义务，不能只管教书不管育人”。姚建龙说，避免孩子的行为出现偏差有三道基本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父母，第二道防线是学校，最后一道防线才是司法。要避免频频出现“熊孩子”，一方面需强化家长监护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强化学校管教功能，不让问题“出校园”。“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教师有必要的惩戒手段。” 值得关注的是，该征求意见稿在给老师送出“戒尺”的同时，也给这把“戒尺”立了规矩。该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教育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行为；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势等间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相体罚行为；辱骂或者以带有歧视、侮辱的言行贬损等侵犯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因个人或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因个人情绪或者好恶，恣意实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惩戒；其他侵害学生基本权利或者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记者 樊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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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校园里的“移动电影院”有多火
2010年，陕西省启动了爱国主义影视教育工作，以“政府主导、教育牵头、部门合作、企业服务、学生受惠”的模式，围绕爱国主义教育、红色革命教育、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将优秀电影送进陕西全省11000余所中小学校，构筑影视文化课程体系，创新沉浸式课程体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5年，陕西省被确立为“全国影视教育实验区”，成为全国影视教育的典范。 电影课如何看：从“走出去”到“送进来” 陕西省宁强县北靠秦岭，南依巴山，道路崎岖，为送电影进校园增加了诸多困难。天还没亮，放映队长王江和队里的张老师就开着影视教育流动放映车出发了，当天要开展电影课的是距影视办60多公里的燕子砭新场小学，除了走山路还需搭乘渡船才能到达学校。 为了不漏掉一所学校，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看到优秀的影片，宁强县影视教育放映队常常天不亮就出发，夜深才能回家，一路沿着蜿蜒的山路而行。尽管艰辛，放映队仍坚持完成所有学校的放映工作。 陕西在全省中小学校开展爱国主义影视教育工作时，将其列为全省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并推动成立陕西励志校园数字院线，投入设备，组织片源、技术维护等，依托全省电教系统，组建220支放映队，设立影视教育工作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安全预案和课程表，采用流动大棚放映为主，辅之以学校礼堂、校园网络等放映形式，确保每个学生每学年在校观影4到6部。 电影课看什么：从“看热闹”到“重育人” 将“电影车”开进校园解决了学生电影课“如何看”的问题，但还需要考虑“看什么”这一核心问题。 7月20日，影视教育2020年秋季学期选片会如期召开。陕西省教育学会影视教育研究中心邀请基层放映员、学校一线教师、高校影视专业教授观看近百部电影作品，根据学校观影需求和社会热点、时代背景，遴选出12部影片供不同学龄段学生观看。自开展影视教育活动以来，陕西已累计推荐优秀影片224部。 “现在的孩子在互联网的影响下长大，传统教学形式难以满足他们的认知需求，选取一些跟课程教学相关的影片，对教学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西安市曲江第二中学教导主任黄晨老师在选片会上说。 “这样的选片会我们一年举办两次，牢牢把握青少年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把紧扣时代脉搏、彰显民族精神、传播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影片送进校园。”陕西省教育学会影视教育研究中心刘利红副主任表示，“今年秋季学期，我们筛选了《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等主旋律影片、科教片和美术片。” 电影课怎么上：从“走马观花”到“追本溯源” “一个都不能少。”在陕西省影视教育经验交流会上，咸阳彬州电化教育中心的李万凌说，“再偏远的教学点，我也要去放映。”在大家的这种坚持下，彬州把影视教育真正做到了全学段覆盖。 因校制宜，精准教学，影视教育课程也应运而生。观影不再停留在“看”的层面，逐渐转变为师生共同参与的课堂教学，从一个单独的活动载体转变为具有体系的课程。结合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及学生特点，研发地方教材《电影艺术与欣赏》，引导学生了解电影艺术，加深理论学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政教育、学科教学与电影进行实践性融合，推出中小学戏剧影视实践课程。 “太有趣了，电影原来是这样拍出来的。”西安市浐灞第十一小学的学生在体验完影视实践课后异常兴奋，有了说不完的话题。 电影课见成效：从“蜻蜓点水”到“落地生根” 随着宝鸡市陇县崇文中学微电影《老师，我“恨”你》的成功拍摄与上演，校园里顿时热闹起来。孩子们对创作师生的赞美处处可闻，也促使更多学生纷纷自发扛起拍摄设备，精心捕捉校园文化活动的精彩瞬间。 2018年，教育部、中宣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指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积极开展校园影视教育活动，营造浓厚的校园影视文化氛围，让中小学生在看电影、评电影、拍电影、演电影中收获体会和成长。 截至目前，陕西省已涌现出12万余篇影评。在2018年启动的微剧本活动中，1700余部关于校园、家庭生活、关注社会民生及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优秀微剧本崭露头角，通过对校园生活、社会民生的艺术塑造，构建出对个人、社会、国家的独立思考和认知。 目前，陕西影视教育历经10年探索与实践，已形成系统化、规模化的课程体系。通过精选优秀影片，以影视内容的独特性、亲和性，营造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浓厚氛围，使广大青少年成长为新媒体环境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000-00-00 00:00光明日报 -
重拾“戒尺”，能否让教育更完整
11月22日，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尽管临近周末，《规则》一出还是吸引了足够多的目光。 不少人用“众望所归”形容这份《规则》，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申素平表示，“教师们终于有一份正面参考的教育教学依据了。以往的法律法规，都是规定界限，提出哪些不可做，但是这份《规则》给出了指引，提出哪些可以做，这是一大亮点，也是可操作性很强的部分”。 《规则》公布三天，围绕讨论的焦点、操作的难度、未来的方向，记者采访了一线专家和教师，希望听到更多关于教育惩戒的理性讨论。 新华社发 现实有点难：“孩子犯了错，老师说不得、碰不得、惹不得” 当学生犯错时，教师该如何教育？能用的方式除了口头批评，恐怕还是口头批评。记者采访的一线老师中，有的提到“告诉家长”，有的提出“短暂地站几分钟”，除此之外，再没有合适的方式。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教授、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政谈到这个现象，给出一个生动描述，“孩子犯了错，老师说不得、碰不得、惹不得”。 一些社会新闻也每每为此佐证，近日，广州某小学家长因为感到英语课作业多，在微信群中辱骂老师数十分钟，被处以10天拘留。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沈有禄这样形容师生关系：“如果你走入中小学问教师，如何教育和管理孩子，很多老师会回答，‘现在的老师越来越难当了，老师也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在对那些违反校规校纪、言行失范的学生进行制止、管束或纠正时，老师更是感到茫然。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管理严格了，学生容易出问题，要追究教师的责任；就是不太严格的惩罚——课后留下来辅导或写作业的，或者通知家长来学校配合教育的，也经常得不到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于是，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情况下，很多老师在遇到难管理的学生时，多半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自认运气不好，熬也熬过去，就是三年、六年也要熬过去，只要不在我手上出问题出状况就好，把学生送毕业就万事大吉了”。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数千年来传承稳定的师生之间教与学的模式为什么不再适用？高政认为，这里有教育理念发生变化的原因，“随着‘赏识教育’‘快乐教育’‘情感教育’的兴起，再加上一些类似‘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等教育名言无限制夸大教师的作用，使学生犯错的压力部分转嫁到了教师身上”。 东北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还有家庭对孩子养育“质量”需求不断提升的原因。“家长对孩子成材提出高要求，但是对如何面对孩子犯错又没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很多孩子家庭教育这一关就没有过，没有养成良好的规范，没有良好的规则意识，这些责任全都到了学校、教师身上。久而久之，本该家校之间共同分担的教育责任愈加失衡，其实，受害者是孩子。” 北京市101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说，还有教师压力过大导致在管理过程中的“心理失衡”问题。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开始，“体罚或变相体罚”就被明令禁止，此后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禁止体罚”、1993年《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了一些行为的底线，但“压力之下，一些教师确实只敢‘引导’，不敢‘惩戒’”，严寅贤说。 20多年来，学术界、教育界对此早有呼吁。转机始自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了“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此后广东、河北等省份纷纷出台相关规定，而教育部此番出台《规定》也是回应舆论呼吁，倾听社会声音的结果。 指引明确了：“当孩子犯错时，老师这么做没问题” 在国外，不少国家对于惩戒权有自己的标准。申素平告诉记者，惩戒应该分为两方面，关于纪律处分，违反哪些纪律会予以开除、记过等等，大多数国家没有太多分歧。各国主要的区别在于教师在教育管理过程中面对的学生违纪，而这也是此次《规定》主要谈到的方面。 兰州市十一中教育集团新区校区学生发展处主任高进儒对此进行了佐证，他谈到美国和英国的经验：“一般的教育惩处，是美国学校实施最多，相对来说也较轻的一种学校惩戒。主要包括：给家长打电话、罚站、不让参加课外活动、罚早到校或晚离校、勒令离开教室10分钟或30分钟、罚星期六来学校读书，这是一种仅次于不能来校上课的惩戒。”而英国规定，老师有权通过身体接触管束不守规矩的学生。“如果学生犯了错误，教师会使用的惩戒方法一般包括：室外立正反思、罚写作文、周末不让回家、让校长惩戒、停学等。英国中小学生如无故旷课，不仅会受到严厉批评，其父母还将面临5000英镑以下的罚款。” 在我们的邻国韩国和新加坡，则保留了“鞭挞”等方式。 此次的《规则》规范了哪些行为？界定了哪些模糊地带？申素平认为，它给了教师一份指引，“明确告诉教师，当孩子犯错时，你这么做没问题，批评、留校、不超过一堂课的站立、适当的体育训练都无可指摘”。 高政认为，《规则》明确了教师依法履行教育、管理学生的职责与权力，为教师对学生进行适当、适度的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让广大教师能够理直气壮地对违规违纪、言行失范的学生进行批评惩戒，在履行教育教学职责过程中能够更安心、更有底气。 “同时，《规则》也能让学生直观清晰地知道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对与错，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犯错时被教师教育惩戒也能心服口服，从而能够主动约束自己，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另外，《规则》也为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实施的教育惩戒，给予申诉的权利。”高政告诉记者。 然而，记者注意到，围绕《规则》，依然有一些争议，主要在“适当的体育运动”“不超过一堂课时间的站立”上。9月末，广东省公布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中，曾有“罚站”“罚跑”的表述，此后不少专家表示这是“变相体罚”，在之后正式条例出台中，“罚站”“罚跑”被取消了。而《规则》提出的“适当体育运动”“不超过一堂课的站立”，是不是和“罚站”“罚跑”类似，有“变相体罚”之嫌呢？严寅贤认为，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规则越细越好、能细则细、不厌其细。道理很简单。一是它指向未成年人。稍有粗放或模棱两可，都有可能导致‘惩戒问题’甚至‘惩戒后果’的出现，进而造成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伤害。二是‘细’则便于执行，便于‘对号入座’。” 用好需功夫：“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需要社会各界参与” 有了规则，教师怎么用？能不能安心惩戒、做好教育管理工作？申素平认为，从出台《规则》，到真正融入教育教学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规则不可能穷尽现实教学活动中所有的问题，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需要社会各界参与，需要制定细则，需要具体个案出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山西省特级教师刘补明认为，选择和把握惩戒的权力对教师来说，具体实践中能不用则不用；情况不清楚、证据不确凿不用。同时，切勿滥用。有错即惩，小错重惩等均属滥用。第三，切忌乱用。即要严防惩戒的失度与失范。这要求所有基础教育工作者深入全面准确地学习、理解和执行规则。 有了规则，如何用好？赵刚认为，需要家庭和学校形成合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家庭和学校需要“共担责任”。“可以向国外学习的是，家长和教师应该有一个共同组织，对一些教学过程中的争议进行评估界定。目前我们有家委会，但和教师是分开的。家长和教师应该站在一起。” “首先，应该尊重教师的专业能力，信任教师，为他们营造一个宽松的空间。其次，应该改变评价方式，无论是对教师的评价还是对学生的评价都应该回到教育本源，避免因为成绩、升学压力等给予他们一些不适度、偏颇的评价标准。总之，让教学活动真正回归教育本身。”申素平最后说。（记者 姚晓丹 晋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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