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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天津高校宣讲
新华社天津11月16日电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16日在天津大学进行宣讲，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舒启明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舒启明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和重要着力点，实现宏伟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方面，对全会精神作了系统阐述和深刻讲解，并同师生们深入交流，回答问题。 11月16日下午，舒启明到天津市南开中学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师生代表进行互动交流。（记者栗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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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健康第一”真正成为教育界共识
全国两会期间，为中小学生“减负”、增强学生体质的问题受到代表委员高度关注。近日，108名全国政协委员共同联名，提交了《关于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为中小学生松绑减负的提案》。委员们指出，近年来中小学生体能问题较为突出，近视、肥胖发生率居高不下。委员们认为，面对陈旧的育才观念、对体育科目重视不够等现象，是时候适度调整一下教育指挥棒的方向了。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小学时说：“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的隐忧。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在我国，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学校体育。“保证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近日公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初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学校93.54%，体育器械配备达标学校96.56%；高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学校91.62%，体育器械配备达标学校94.20%。2019年底，云南省率先将中考体育分值提到了100分，与语数外等主科等值。应当说，重视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在我国已凝聚了从政府到民间的广泛共识。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现实中，开不齐体育课、挤占体育课成了个别学校的常态；一些地方的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质量不高、形同虚设；中考体育存在“考什么练什么”的现象……在升学压力下，学校体育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视力不良和体质健康水平依然是我国学生身体素质的短板。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很多学生面临过重的课业负担、运动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必须在减负增效上下功夫。在去年举行的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提出将以“一增一减一保障”促进中小学生健康：即增加体育课、课外锻炼和健康教育；减轻中小学生不必要的学业负担；加强制度保障及师资、场馆设施等条件保障，这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指明了方向。 学校体育工作要取得实效，应努力在以下方面发力。一是积极发挥评价作用，把体育工作纳入教育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纳入考试制度改革、纳入督导评价内容。二是做好保障，开齐开足体育课、配齐配足体育教师、按照标准配备体育场馆设施，同时落实好校方责任险等制度。三是改进体育教学，做到“教会”“勤练”“常赛”，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四是通过体育等手段，培养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借助全国两会这个平台，希望有更多有识之士为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鼓与呼，让“健康第一”的理念真正成为教育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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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杨扬：关注“熊孩子”的社区运动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杨扬说：“全民健身上升到国家战略，近几年国家也一直在这方面做整体规划和建设，其中青少年儿童的需求亟须关注。”她建议，将社区儿童青少年体育纳入全民健身、社区发展等范畴；制定儿童青少年体育设施的相关标准，指导社区体育的规划、设施的建设和使用等工作；营造以青少年儿童体育活动为纽带的社区文化，培养儿童青少年社区体育指导员志愿者队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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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因贫辍学成为历史
及时上传当日到校学生数据，是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吹麻滩小学校长董彩云日常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2019年，甘肃省教育厅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发了甘肃省控辍保学动态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各级负责人可根据管理权限实时掌握乡、县、市、省各级数据，及时发现疑似辍学学生并及时采取控辍措施。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就教育系统而言，义务教育学生因贫失学辍学问题也将得到历史性解决，这是“义务教育有保障”的标志性成果和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也是打好控辍保学这场命运之战、未来之战、振兴之战、长治久安之战的意义所在。如何在今年确保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义务教育有保障”的合格答卷？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瞄准目标 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做好控辍保学、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是贫困家庭实现顺利脱贫、稳定脱贫的重要保障，事关脱贫攻坚大局，也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扎根山区教育事业近4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负责人支月英，深知教育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性。因此，她曾多次前往学生家中劝说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 受办学条件、地理环境、家庭经济状况和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地方仍存在义务教育学生失学辍学问题，老少边穷地区尤其突出。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四川凉山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孩子的上学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些地区，原有建档立卡失辍学学生虽已基本劝返，但部分学生反复辍学的风险仍然较大。今年的主攻方向仍然是确保7至15周岁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无一失辍学。”曾多次前往凉山州调研的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教育厅原厅长朱世宏告诉记者。 “义务教育有保障，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底线目标之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认为，“三区三州”和52个未摘帽县是控辍保学最后的“硬骨头”，要将资源、资金、政策向这些地区倾斜，确保适龄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针对已脱贫人口中存在返贫风险的人口，须加强跟踪监测，补齐短板漏洞，防止其中的适龄儿童出现新的辍学。 新冠肺炎疫情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加试题”，也是影响脱贫质量的不确定因素。“受疫情影响，控辍保学核查工作难以全面开展。由于学校普遍通过线上方式教学，对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失学辍学情况的核实带来一定影响，学生实际在学情况的掌握存在‘死角’‘盲区’，相比于学生在校期间的核实，准确性还有差距。”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表示。 明确责任 织密联防联控大网 在四川凉山州会东县拉马乡，政府工作人员排查发现，有13名儿童因随父母远赴新疆务工导致失学。基层干部随即组成护苗行动小组，开启一场跨越3400公里的劝返之旅。 朱世宏表示，推进控辍保学工作关键是要夯实基层政府控辍保学责任。 在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原厅长王绚看来，控辍保学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教育、扶贫、公安、司法、人社等多部门力量，各部门加强合作，实现无缝对接。要加强联防联控，形成社区（乡村）、乡镇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家长、学校的控辍保学联防联控网络。 在青海，各市州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控辍保学工作领导小组，以县为单位建立各相关部门参与的联控联保机制，以乡镇为主体实行“一县一策、一乡一案”。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制定出台了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安置考核评估办法，将控辍保学纳入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领导考核内容。 朱世宏表示，从长远来看，要加强台账管理，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比对，及时全面排查摸准失辍学情况。四川通过民族地区控辍保学动态管理系统，实行失学辍学个人信息实时入库、动态监控、逐一劝返销账，已实现控辍保学全程动态管理。 控辍保学离不开家长的参与配合。“确保适龄儿童受教育权不单是国家责任，也是公民义务。”王绚认为，督促家长履行监护人责任，一方面要了解贫困家庭实际困难，给予政策倾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家长监护人责任的落实力度，提高家长依法保障适龄子女入学就读的积极性、自觉性。 精准施策 确保复学学生学得好 坚决不让一个孩子辍学，精准帮扶，让每一个适龄的孩子都得到合适的教育，是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周口市李灵希望小学校长李灵一直坚守的信念。在李灵希望小学，8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有些是孤儿，有些来自单亲家庭。李灵的细心呵护，让校园变成温暖的家。 “一般来说，缺乏家庭关爱和约束的孩子更容易辍学。”李灵说，对于这类孩子，需要及时了解家庭情况，关心孩子的思想状况，更加仔细地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变化，及时疏导情绪压力，让他们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教育脱贫攻坚越往后，扶贫需求差异往往越大，对不同人群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支月英认为，要重点关注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残疾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进一步完善资助政策，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王绚认为，要树立问题导向，针对劝返生实行“一人一策”，不断创新教育手段，让学生留得住、学得好。 对于复学学生，青海省坚持分类施教，对失学辍学时间长、年龄大的学生，采用普职融合形式，送入中职学校就读或集中编班教授基础知识和实用技能；对失学辍学一年以上、年龄较小的学生，先以单独编班授课形式集中补课，待学习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编入普通班级就读；对失辍学时间较短的低年级学生，编入相应班级随班就读。 为了改变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读书的观念，董彩云走访了许多家长，得到新的启示：“如果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上去了，管理水平上去了，我想条件再苦，家长都不愿意让孩子没书读。” 董彩云认为，要从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入手，提升学校的吸引力。加大教师培训投入，继续丰富培训的方式方法，搭建好的师资培训平台。加强东西部协作互动，让西部地区的教师有更多机会走出去，从外部吸收营养，更新教育教学观念。（记者 焦以璇 柴葳 林焕新 余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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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扩招200万，如何接招落地 ——代表委员、专家、校长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职教内容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今明两年高职扩招200万的任务。 中央这样的战略安排有何深意？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高职扩招100万，今年再次提出，两年扩招200万，高职院校如何接招落地？困难和挑战在哪里？该如何迎难而上？两会期间，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和专家、高职院校校长们。 职教连续扩招，被国家寄予厚望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还是从当前如何稳就业、促就业来看，十分必要，意义重大。高职扩招的政策效应将持续释放，对经济、社会以及教育会带来重大影响。”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表示。 在李和平看来，此举有四层深意：其一，抓好“六稳”“六保”的重要战略之举。稳就业居“六稳”之首。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压力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就业形势复杂严峻。高职扩招200万，有助于缓解当前状态下的就业压力，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其二，有利于提高就业质量，使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有了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其三，有利于提升教育服务能力。高职扩招后将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产业一线输送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人口红利更好地转变为人力资源红利。其四，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 “职教扩招再加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是非常看好的、寄予厚望的，高职对于民生的意义，无论从‘以人民为中心’、经济转型升级还是年轻人发展本身，其作用都是非常凸显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科院原副院长马树超表示，去年我们实现了扩招百万的任务，是高职院校执行力的体现，是教育部执行力的体现，是各级政府对于国家大政方针落地执行力的体现。 马树超认为，今明两年的高职扩招加码，这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八大发展目标之一的“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中提出的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特征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光荣而又重要的任务，这一举措的政治站位远远高于教育系统自身工作的范畴。 “在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高职院校服务贫困地区的能力值得更大的期待和肯定。”马树超连续九年主持调研发布中国高职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据此，他列出3组数据以证明。调研发现，高职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每年毕业的300多万学生中，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生源占比为9.9%，划到每个国贫县就是300多人。第二组数据是，高职的贫困地区农村生源的63%分布在农林类、医药卫生类、民族类、师范类等院校中，他们毕业后对于加强乡村卫生院、幼儿园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解决基层民生问题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组数据是，这些贫困地区农村生源的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5届稳定在90%以上，其中近1/4是留在贫困地区的，有力支撑了当地脱贫攻坚。 “这些数据背后的深意，我想国家会看得非常清晰。”马树超说。 扩招带来哪些挑战，该如何应对 全国1423所高职院校，要在今明两年扩招200万，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地方和高职院校将会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该如何应对？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王津从过去一年的扩招工作中，真切感受到了一些困难：有上学需求的人不知道国家有这项政策，不知道如何进入高职院校；学校尚未做好接收社会生源的充分准备，对生源的学习基础、学校如何转变教学模式都存在担忧。 “现在大家能够有针对性地做好准备和调整。”王津表示，高职院校要进一步挖掘潜力，早动手，早分析，尽快开展今明两年招生的组织工作，统筹考虑“招多少、如何教”的问题。 办学条件亟须改善可能是每个校长感受最直接的压力。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表示，此次扩招为全日制招生，学校生均教学用房、占地面积、宿舍、实训基地等硬件条件难以满足目前需求。 “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其平均培养成本是同级普通教育的2—3倍，高职扩招必将对高职院校的基础设施、教学资源和实训基地等带来很大压力。”李和平说，按照教育部现有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标准计算，扩招后一些学校的办学条件将面临无法达标的状况。 师资缺口大，也是地方和学校普遍面临的难题。从全国来看，目前全国高职院校共有专任教师49.8万人，按生师比18:1计算，每年需补充6.5万名高职教师。 “这给每一名教师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首先是教学任务增加，教师的教学压力也会相应有所增加。其次是对教师素养和能力的挑战。下岗职工、半工半读的企业职工可能有实践基本功，但缺少理论知识，如何因材施教会是一个挑战。”王津说。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高职办学经费可能是最大的挑战。李和平说，按照“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当不低于12000元”要求，各地总体情况达标，但扩招后一些高职院校的教育经费将变得更加拮据。 李和平建议，国家要进一步深化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改革，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高职教育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相关评估评价体系。进一步落实相关配套支持政策，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政策，进一步完善教师绩效工资核定办法，将教师参与扩招教学工作量纳入绩效工资总量，以保障高职院校扩招后教师动力不减，教学标准不降。 “扩招的保障措施至关重要，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将高职扩招保障措施落实落细。”郑亚莉建议，财政部门要全面落实生均拨款、奖助学金提标扩面；人社部门将扩招入高职的中职学生、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士兵纳入培训资金和职业技能行动补助范围；农业农村部门出台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的资助政策等。 “教学资源肯定面临摊薄的风险，考验各级政府的时候到了，应该花力气去引导和支撑高职院校完成战略任务，创造性地调动资源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打组合拳，不能把压力只放在高职院校身上。”马树超举例，就像抗疫中的方舱医院一样，采取一些解决资源短缺的战时举措，比如，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宁波服装职业学院等院校深入企业行业，采用“一企一策”，调动企业资源，很好地完成了2019年的扩招任务。 马树超特别提醒，持续的扩招带来持续的挑战，高职扩招200万既然被国家当作宏观政策提出来，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光靠教育系统的努力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比如，发改系统可以在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的推进建设中，设置与扩招百万相关的评价指标、给予更多政策扶持，人社系统要为高职扩招的教师编制和绩效工资激励政策等给予更多支撑，财政系统要督促各地确保高职扩招的经费划拨到位等，行业企业更要积极参与，与高职扩招互惠互利。“当下正是各地编制‘十四五’规划之时，应该把支持高职扩招列入地方规划，给予持续性支持，尤其要鼓励地方政府为高职扩招进行政策探索，期待管理部门加快出台与扩招对应的新政策、新标准、新规范，使高职扩招得到全社会的支持。”马树超说。 针对多类型生源，如何学得好、出得去 200万，庞大数字的背后是更多类型的生源，其中包括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生源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也倒逼高职教育发生变革。招进来，怎么才能留得住，学得好，出得去？ 李和平指出，高职扩招丰富了生源构成，促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大融合，倒逼高职教育完善考试招生办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带动办学条件改善和评价机制改革，彰显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成为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催化剂。 那么要如何因材施教，真正实现让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就好业”？也许我们能从2019年的扩招经验中找到一些借鉴。 从过去一年扩招的经验中，王津总结，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社会生源存在年龄层次不齐、基础知识能力参差不齐的特征。因此他建议高职院校在全校上下加强学情分析，做好教学方式转变，适应多类型生源特征，继续开展学徒制、订单式、学分制等教学模式探索。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受教育部职成司委托，对扩招后20余个省市的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情况做了分析。这些学校以扩招为契机，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学生综合素质、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有积极的创新举措并行之有效。 如何帮助更多社会生源协调好学习与工作、家庭的关系，很多学校采取了弹性学习模式。例如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采取了“送教入企”形式，根据铁路企业生产规律设计“小课程体系”，实施“旺工淡学”的错峰教学。 在分类制定培养方案方面，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学生量身定制“选学菜单”，根据学生来源不同、合作企业产业背景不同，实施“一类型一方案”“一企业一方案”“一人一规划”，构建“通用文化课+公共专业课+企业特色课”课程体系。 “扩招带给学校的最大挑战其实是分类培养，做到有质量的扩招。”马树超认为，从2006年以来，一批示范（骨干）和双高建设的高职院校已经积累了有效的经验，如何把这些经验变为1400多所高职院校的共同财富，还面临很大的挑战。在他看来，一些改革比如完全学分制等，可以借扩招的契机加快推进。 “扩招倒逼高职院校加快转型改革的步伐，需要高职院校的校长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对类型教育内涵有新的认识，对高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等类型教育的特征有新的理解，不再按照原来办普通教育的模式来发展高职，而要在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教学资源、课程设置等方面加快改革，对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对接国家稳企业保就业的目标，真正激发出新的改革发展动力。”马树超说。 李和平则建议，采取打造能够胜任面向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不同社会生源实施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教师队伍等措施，应积极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把实现高质量就业作为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推动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社会扩招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解决人才培养出口最佳途径就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郑亚莉建议，要深化校企合作办学路径，鼓励企业参与办学。（记者 赵秀红 林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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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张宪省：扩大推行免费农科生政策 建议国家扩大推行免费农科生政策，并纳入提前批招生。对乡村振兴急需的种植、养殖等涉农类专业学生实行减免学费政策，实行不定向就业，并纳入提前批招生。国家应该加大对涉农专业毕业生就业创业支持力度。建议政府部门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积极调整行业政策和岗位设置，为涉农专业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民族大学校长谢尚果：建议全国高校推行无纸化考试 建议全国高校采用无纸化考试，可以节省大量的纸张，从而减轻环境污染。政府部门可以纳入考虑，建立基本原则、基本规范和考试相关的统一标准，组织专家开发题库，对高校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并充分借鉴国内外无纸化考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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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通道”里的教育之声
“医学教育”“学生就业”“施展才干”……5月2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前，首场“委员通道”如约开启，6位委员亮相回答记者提问。在这些委员的回答中，与教育有关的词一一蹦出。他们为何如此关注教育，其中又折射出怎样的现实背景？ 就业虽有压力 山花终将烂漫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就业工作压力确实非常大，难上加难，“最后一公里”确实是比较难走。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让我们看到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努力。现在大学生参军入伍、公务员招录、研究生招生、“三支一扶”项目等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扩招。教育部还组织了上百所高校对口支援湖北高校的就业工作。从我们学校与湖北工业大学联合举办的几场“云招聘”来看，学生和用人单位的反馈还是不错的，这些都提振了我们的信心。 我觉得，越是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大的岗位，越是有价值的岗位；越是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岗位，越是我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今年虽然就业有一定的压力，但疫情终将过去，山花终将烂漫。 【解读】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就业就是稳住民生之基。高校毕业生是就业的重点人群，保障大学生充分、高质量就业，是稳就业的关键所在。 疫情之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难上加难。为解难题，各级政府部门连续释放政策。不久前，教育部等6部门共同主办2020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其主旨就是汇聚政府、企业等各方资源，千方百计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充分发掘毕业生的就业潜力。各高校也是绞尽脑汁，从帮助学生制作简历到模拟面试，高校工作人员轮番上阵，把就业各个环节细化再细化，当好学生与岗位之间的“摆渡人”。 相关各方的努力，相信高校毕业生们会有切身体会。但就业从来不只是政府、高校、招聘方的事情，毕业生也应转变思想观念。“委员通道”上，杨振斌委员特别提到，“我觉得，同学们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开一点、更广阔一点，我想选择的余地应该是会更大一些的”。“疫情终将过去，山花终将烂漫”，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美好的未来。显然，美好的未来，需要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共同绘就。 加强医学教育 培养优秀人才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 这场大疫之后，我们要痛定思痛，怎么能够更好地完备完善我们的公共卫生体制。首先，在进一步加强医学教育方面，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而且要有良好的教育体制进行培养。另外，在这些人未来的职业中，要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就是说，能够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 【解读】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意识到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我国高校培养公共卫生人才的能力如何？ 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介绍，我国高校每年向医疗机构等输送约7000名公共卫生人才。 7000人，数量不少，但是要满足实际需要，还远远不够。截至2018年，中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从业人员约18.78万人，即每万人中仅有1.35名从业人员，约为美国的1/5。CDC卫生技术人员中，仅44.2%拥有本科以上学历，12.5%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可以说，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队伍在数量、质量方面都存在不足。此外，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还存在人才外流、人均待遇不高、专业受重视程度不够等现象。 无怪乎王辰委员要用“痛定思痛”这样的词语，大声疾呼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与临床医疗服务相比，公共卫生被称为“看不见的战线”，因为公共卫生工作做得越好，就越难以被社会所看到。但就是这“看不见的战线”，守护着公众健康最重要的防线。疫情仍未过去，此时补齐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短板，正逢其时，正合民心。 施展聪明才干 基层大有作为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凉山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达久木甲： 大学生就业需要广阔的天地，凉山是一个很好的施展才干的地方。凉山是深度贫困地区，恶劣的环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脱贫致富成为几代凉山人共同的梦想。 在凉山，活跃着一支天天走村入户，狗见了都不咬的扶贫干部队伍。金阳县布拖村集中安置点，马哈木日卓老人6岁的小孙女说：“有了电，奶奶能看有人的戏匣子了。”灯意味着光明和希望，它给了山区人民群众前行的力量。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打赢脱贫攻坚战，说到底靠的是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巧干、齐心干。感谢共产党，感谢精准脱贫，成为彝族群众发自肺腑的话。 【解读】 达久木甲委员对大学生说，“凉山是一个很好的施展才干的地方”。可能有人不信，别急，我们看数据。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是凉山州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之一。近年来，凉山州新建了5个省级培育园区、95个州县级园区。计划总投资3.25亿元的昭觉县涪昭现代农业产业园全面建成后，预计将实现年产值1.2亿元，销售利润5000万元，带动1500户贫困户增收。 这，意味着大量的技术岗位正在被创造，专门的管理人才将受到热捧；意味着人财物的流动正在加速，经济活动逐渐丰富，商机正在孕育；意味着当地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将迅速提升，教师岗位将迅猛增加。 这还仅仅是一个凉山。放眼全国，还有诸多和凉山一样，刚刚脱贫或者即将脱贫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产业布局日趋完善，社会发展加速推进，其中的每一项事业，每一个行业，都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无数的机遇，在等着勇于选择的年轻人。（记者 高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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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招聘”如何助力大学生就业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招主要在线上进行，给毕业生和高校都带来一定挑战。早在2月底，教育部就推出了“24365”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各高校积极应对，采取诸多措施搭建“云招聘”平台，开展“云就业”辅导，进行“云手续”办理等，努力帮助毕业生顺利毕业、尽早就业。 疫情给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带来哪些变化和挑战？高校和学生如何适应“云就业”？面对这种短期突发困难，未来的长效机制如何建立？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疫情之下，传统招聘模式受到挑战 “东北大学对用人单位的需求进行了调研，发现过去一些用人单位今年减少了一定招聘数量，这给学校就业工作带来了一定压力。”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说。 “受疫情影响，毕业生就业质量和满意度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说，有的毕业生原本准备签约的单位因疫情延迟签约……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原副校长王训练看来，高校要改变以往等待用人单位入校的工作模式，主动“走出去”，加强与用人单位合作，拓宽就业渠道。同时要加强资源的分类、筛选与整合，实现高效精准指导。毕业生方面，则要主动适应用人单位招聘模式的转变，从以往等待用人单位入校、参加线下招聘会，转变为积极参与线上各类招聘活动并结合自身需求，对各类资源进行有效取舍。 “就业的根在经济，疫情过去后经济会复苏，就业率会上升，让我充满信心的是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出和快速推进。”赵继说，新基建囊括了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和产业衍生领域，就像是修建了一条“高速路”，肯定会有大量的创新型企业和新商业模式诞生，他对新基建将要带来的新领域、新产业、新业态、新岗位充满信心和期待。 疫情过后，“云就业”或成新常态 疫情之下，就业市场“云”招聘平台、就业指导“云”服务平台、手续办理“云”管理平台、就业反馈“云”数据平台等成为各个高校建设的重点。在不少代表委员看来，“云就业”是未来的趋势。 “传统的就业招聘方式人力物力成本高、招聘信息覆盖面小、招聘方式单一、受时间和空间等限制较多，‘云就业’可以很好地破解这些问题，并成为未来就业的主渠道。”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校长张荣说，厦门大学充分认识到这种趋势和变化，在就业工作中加强“云端”顶层设计，落实“云课”帮扶指导，拓展“云上”求职渠道，为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架设“云梯”。 “这次出现的‘云就业’和全面铺开的线上教学一样，都是疫情倒逼和工作应急的产物，但都抓住了信息化发展的时代机遇，充分发挥了信息化对教学、就业工作的促进作用，也必然对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产生积极影响。”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说，疫情终将过去，但“云就业”必然会保留下来，除了总结经验和查找不足，更重要的是把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好做法和好模式巩固下来，成为统筹推进就业工作的长效机制。这为高校全面改革提升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管理服务机制、流程和模式提供了契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长期在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办学，信息相对闭塞一直是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之一，更是影响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一个痛点。 “对我们这样的西部高校，积极推进‘云就业’，绝不能满足于把它仅仅作为应急之举，解决当前疫情影响下的就业工作，而是要作为新时代高校就业工作的常态化战略措施持续推进和不断提升。”吴普特说，近年来，学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明确提出并全力实施信息化战略，“云就业”就是从就业领域推进信息化战略落地的切入点，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强化“云就业”平台服务功能，提高“云就业”的精准度、拓展“云就业”的覆盖面，力争取得更大成效。 就业工作必须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 “从深层次看，在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要促进学生积极适应和掌握包括‘云就业’在内的各种‘云端模式’，增强学生借助‘云端’自主学习的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增强他们利用信息、驾驭信息、创造信息的能力。”张荣说。 在吴普特看来，更深层次上，要认识到就业工作必须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学业、毕业、就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这“三业”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不仅要把毕业生输送到合适的岗位上，更要重视从就业上研究和剖析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短板和深层问题，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王焰新认为，高校必须主动适应就业创业新格局，帮助学生成功就业、满意就业，一方面要持续推动双创带动就业，不断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另一方面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校企协同育人，把学生的就业择业、创新创业教育有效融入社会大系统，实现供求匹配同频共振。此外，还要进一步深化招生—培养—就业联动，不断提升就业工作对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反馈作用。 赵继认为，疫情倒逼下，大学的学科设置、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改革和知识体系创新势在必行，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培养方式，启迪学生智慧，训练学生思维，以价值塑造和能力提升为着力点，打牢学生的知识基础，提升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本领，培养未来引领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创新人才。（记者 董鲁皖龙 李萍 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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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声音|韩平委员：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应急管理刻不容缓
当前，随着全国各地陆续复课，校园疫情防控压力剧增，对中小学校的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认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应急管理刻不容缓。 他指出，目前中小学校应急管理存在“三大短板”，即应急管理系统存在漏洞、预警预防措施尚未到位、快速反应能力明显不足。韩平建议，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校园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评估体系，采用科学方法确定指标内容和权重，并根据评估要求使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处理数据；健全突发事件应急运行机制。（记者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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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声音|王欢委员：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成为标配
“这次疫情防控对学校卫生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尤其凸显了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即校医队伍建设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史家小学校长王欢建议，加快中小学校医队伍建设，以促进学校卫生事业全面提高。 “学校卫生工作内容越来越丰富，要求越来越高。”王欢说，建议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该成为每所学校的标配，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规定校医的工作范畴，保障校医岗位职责清晰明确。（记者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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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安心办学架起保护网
日前，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构建治理“校闹”制度体系，为学校安心办学撑起保护网。 《意见》将给学校带来哪些影响？这张保护网又将如何落地？记者进行了追踪采访。 对“校闹”坚决说不 “目前，学校出现一种现象：体育课把长跑取消了、把对抗性项目改成跳绳了、把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取消了，教师也不敢批评学生了，因为担心出事。一旦学生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或者家长认为学生其他权益遭受损害，往往不能以理性态度、通过合理合法途径进行沟通协商，而是以不理智甚至是非法聚众围堵等方式‘闹’学校。”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鹤岗一中校长伍辉表达了她的担忧。 治理“校闹”一直以来是学校安全管理的痛点和难点。在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看来，“校闹”行为侵害学校、教师合法权益，挑战法律底线，影响社会稳定，“必须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现实中缺少便捷有效的赔偿标准和赔偿渠道。出了事以后，怎么赔？赔多少？这个标准并不清楚，就出现了以‘闹’谋求更大赔偿的现象。”据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大泉介绍，教育部门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进行了广泛调研，发现缺乏便捷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缺乏比较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缺乏有力处置机制、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等，是“校闹”出现的主要原因。 此次出台的《意见》从健全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依法处理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及时处置依法打击“校闹”行为、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等方面，构建了治理“校闹”制度体系。 “《意见》既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理念，又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对于今后我们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教育教学秩序具有指导意义。”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教育厅总督学韩爱丽说。 依法处理学校事故纠纷 “实践中，‘校闹’主要由学校人身伤害事故引起。防控风险、预防事故，减少发生纠纷，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或消除‘校闹’行为。”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表示。 《意见》首先强调加强学校安全事故预防，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树立预防为先的理念，落实安全标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风险排查和防范机制，压实安全责任，加强安全教育，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安全风险。一旦发生事故，要求学校科学、规范处理，及时救助，保障受伤害方权益，给予受伤害方相应的援助，避免产生纠纷。 “《意见》坚持预防为先的理念，强调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安全风险，这对学校非常重要。不出事故或减少事故，才是对学生最大的关心爱护，才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根本举措。”伍辉认为，作为学校，首先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健全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加强师生安全教育，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近年来，由于缺乏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损害赔偿机制，造成少数家长以“闹”作为与学校博弈、争取最大限度赔偿的手段。一些地方为避免责任、息事宁人，出现了“花钱买平安”的现象。 如何建立多元化的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解决机制？《意见》强调要以法治方式解决纠纷，推动平等协商，注重人民调解，便利诉讼渠道。 “《意见》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强调健全调解机制，实现能调尽调，避免学校和受伤害方的直接冲突对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说。 “已有的‘校方责任险’政策，承担赔付的只是中小学校负有责任的事故，赔付涵盖范围较小，在有效处置学校安全事故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韩爱丽看来，此次出台的《意见》给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即形成多元化的学校安全事故损害赔偿机制。下一步，将积极研究制定“校方责任险”与“学生意外伤害险”互相补充的学生伤害事故保险与理赔机制，最大程度地给予伤亡学生和家庭更加实惠的经济补偿，最大程度化解和转移学校风险。 联合治理共筑安全网 治理“校闹”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和部门合力。 “公安机关将按照《意见》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配合教育等部门切实做好‘校闹’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张佐良表示，公安机关将及时制止“校闹”行为，依法惩处“校闹”人员，依法严厉打击涉及“校闹”的犯罪行为。 《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加强学校及周边安全风险防控，有效应对涉及学校安全事故纠纷的舆情，营造依法解决学校安全事故纠纷的社会氛围。 “目前全国公安机关正在深入推进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全面加强校园及周边警务室和‘护学岗’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强校园周边巡逻防控，包括视频防控和智能化动态感知，及时受理学校的报警和求助。重点推进在城镇幼儿园、中小学周边探索实行校园安全区域制度，进一步延伸校园安全领域，给学校和学生创造更广阔、更有效的安全屏障。”张佐良说。 在马怀德看来，“校闹”问题的解决，除了落实《意见》各项要求之外，还应该加快立法，比如加快“校园安全条例”等立法进程，积极推进法律有效实施，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畅通各类法定救济渠道，从源头上治理“校闹”行为。 《意见》提出，积极鼓励各地制定或修改、完善学校安全方面地方性法规，健全学校安全法治保障。 记者了解到，湖南、江西、山东等地已经出台了有关学校安全事故处理的地方性法规。此外，《河北省学校安全工作条例》预计将于今年10月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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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民主党派聚焦哪些教育话题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各民主党派中央纷纷公布拟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党派提案。截至5月20日，八大民主党派共公布教育相关提案30余件，数量与去年基本持平。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建言是今年的突出特征。此外，西部及农村地区教育、职业教育、信息化与科技素养、特殊教育等都是提案高频词。 疫情防控提案是突出特点 记者了解到，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不少民主党派将抗击疫情和疫后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建言献策的重点领域。记者梳理发现，民盟中央、民革中央等多个党派拟提交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提案，内容涉及卫生健康、完善网络教育、结合时政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多个方面。 民盟中央在“关于落实中小学校医配备，筑牢校园卫生安全防线的提案”中指出，校园公共卫生安全事关师生的健康与生命，一旦暴发群体性公共卫生事件后果严重。但我国校医配备情况还有待改善，如校医配备形式大于内容、校医流失严重等。对此，民盟中央建议，完善配备标准，适时提出新时代下学校卫生健康事业总的指导意见；创新工作方式，采取政府购买服务、送医到校等方式，让有执业资格的专业医生定期到校园履行校医职责；重视人才培养，明确校医职责等。 民进中央在“关于完善网络教育体系 提升重大疫情应对能力的提案”中提出，疫情期间网络教学贡献巨大，但一些地方网络教学资源不均衡，教育技术资源配置的区域、城乡差异较大，网络学习效果及与课堂教学如何衔接等方面亟待研究。民进中央建议，构建服务于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资源体系；加强资源支持，缩小城乡信息技术差距；调动家庭积极性，做好家校共育；研究网络学习效果评价方式。 职业教育备受关注 2019年初，国务院颁布“职教20条”；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全国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职教话题持续火热，也体现在今年各民主党派的提案中。 致公党中央在“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提案”中提出，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目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主体性质尚不明确、出资方式较为单一、管理运营存在争议、办学收益难以分配等。致公党中央建议，出台关于推进职业院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的行政法规、规章，明确主体性质、出资方式、决策机制、合作方式、利润分配方式等。 民盟中央在“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案”中提出，在我国职业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如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感较低、职业教育相关法规机制体系尚未健全、产教融合专业设置失衡等。提案建议，筑牢政策体系“压舱石”；加大招生制度改革，扩大招生自主权；由地方政府、职业院校、用工企业三方共同搭建校企深度合作平台，加快职教园区职业院校与产业园区企业融合；对职业院校学生留在本地就业、创业给予政策优惠；重点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健全“双师型”教师补充、培养新机制。 乡村教育、西部地区教育仍是关注焦点 历年全国两会上，各民主党派都会提交不少关于乡村教育、教育扶贫的提案，今年也不例外。 “关于高度重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质量问题的提案”是民进中央今年的重点提案之一。民进中央对某西部省份3县9个乡镇的调研发现，“因贫辍学”现象已基本消除，但农村初中学生低分比例高，厌学现象引人关注。为此建议，加大力度提高农村学校义务教育质量，树立鲜明的教育质量导向，通过开设校本课程、丰富文体活动等方式增强农村学校的吸引力，增加学生的成功、快乐体验；建设好农村地区教师队伍，着重为农村学校培养配备优秀校长，加强学校管理；重组教学质量不高的学校；为处境不利学生提供寄宿服务和教育干预及帮扶，消除家庭不良影响。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民盟中央的提案关注了教育扶贫工作。在“关于深入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脱贫的提案”中，针对大别山革命老区教育扶贫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提案建议，加强教育投入和支持力度，确保教育经费不受城乡差别的影响，个别学校的特殊困难可拨专款解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地位待遇；加强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改善寄宿制学校住宿、洗浴、就餐等条件；加强对留守儿童等的关爱保护，强化流入地政府责任，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等工作。（记者 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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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年限将缩短？教育部回应了
有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中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扩大义务教育范围。近日，教育部公开答复，我国共12年的基础教育课程设置符合国际普遍做法，基本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目前还不具备缩短学制和将普通高中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 教育部指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共12年的课程设置是经过长期实践、反复调整后逐步建立的，符合目前国际上普遍做法，基本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基本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目前还不具备缩短学制和将普通高中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 教育部还进一步分析，我国义务教育普及时间较短，巩固提高任重道远。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2011年，实现全面普及义务教育，距今不到10年时间。巩固普及水平、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另外，从义务教育本身来看，我国义务教育面临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一些地方落实政府举办义务教育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民办义务教育占比偏高，影响了教育公益性。一些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基础还很薄弱，急需加大投入。 从地方具体实践来看，部分地区实行非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已经难以为继。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明确提出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坚持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严禁随意扩大免费教育政策实施范围。 （来源：教育部官网、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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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教育难题 回应社会关切
扩大学前教育公益普惠、依法打击“校闹”、解决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2019年高职扩招116万人、改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问题……群众反映的教育难事，也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一年来，教育部积极办理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和提案，推动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解决取得了新进展。 2019年，教育部共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1879件，其中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130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749件，所有承办的建议、提案全部按时办结。 进一步解决制约教育发展的问题 一年来，“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2019年，中央财政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基金168.5亿元，用于奖补公办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园，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支持各地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结合张晓东代表关于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的建议，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多渠道扩大普惠性资源。深入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据初步测算，通过治理将增加普惠性学位约370万个，普惠园覆盖率可提高8个百分点，并通过鼓励支持街道、有实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高校举办公办园等方式，扩大学前教育供给。 为加强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各地通过多种方式补充幼儿教师，目前已有19个省份出台了公办园教师编制标准。此外，教育部对幼儿园“学什么”“怎么学”和“教什么”提出了指导性要求，2019年6月完成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并进一步完善了办园标准，规范了办园行为。 就伍辉代表和韩爱丽委员提出的“依法打击‘校闹’，重振师道尊严”建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与代表委员进行了当面交流。2019年7月，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明确了8类行为属“校闹”，构建了从加强预防、减少事故，完善程序、妥善处理纠纷，到严格执法、依法惩治“校闹”行为，再到多部门合作、形成共治格局的完整治理体系。北京、河北制定了本地法规，推动建立相关保障制度，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 教师结构性缺编是近年来制约教师队伍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赴江苏、河南等地，调研当前中小学教职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教育部会同中编办、人社部、财政部研制相关意见，推动各地教育、编制部门加大挖潜创新力度、盘活编制存量。为优化农村地区教师资源配置，教育部起草了相关文件，要求各地开展排查整治，并推动各地落实好城乡统一的编制标准，充分考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课程改革等多种增编因素，科学合理核定编制，更好地满足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速升级 2019年初，《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应运而生，开篇第一句就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定位。结合代表委员提出的相关建议提案，教育部坚决贯彻落实“职教20条”总体要求，推动职业教育实现“三个转变”，进一步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 按照国务院关于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的有关部署，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坚持质量型扩招，并相继出台配套政策文件，总结和宣传典型。据统计，2019年高职扩招116万人。 针对车秀兰代表提出的“以特色化引领职业教育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教育部加大了支持力度，指导和支持吉林省在落实“职教20条”中先试先行，深化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持续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职教20条”对职业教育作出了新定位，相关法律修订的任务更加紧迫。2019年，教育部多次召开职业教育法修订专家座谈会，广泛征求了有关高校、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专家对职业教育法修订工作的意见。据介绍，职业教育法目前已形成了最新修订稿，强化了省级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统筹协调作用。 服务地方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职教20条”明确要求，要加强中央部门的政策联动和制度协同，强化地方政府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 2019年2月，国务院召开了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积极研究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有关问题。为推动部省联动，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省（区、市）激励措施实施办法》，提出了具体激励措施。在省级协作上，为推动职业教育缩小区域差距，教育部建立了区域协调机制，通过实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及其实施方案、滇西实施方案，助力职业教育脱贫攻坚。截至目前，已完成签约全覆盖，签约率100%。合作办学跨省招生规模已达31.9%，辐射了20多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000余所学校。 加快高校人才培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如何改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问题？教育部积极采纳宁凌代表提出的建议，从四方面发力：一是推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落实，坚持服务国家需求和注重实际贡献的评价导向，探索建立“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实行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建立合理的科研评价周期；二是要求突出教育教学工作量考核、加强质量评价、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课堂教学纪律考核，切实扭转对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重视不够的现象；三是完善高校岗位设置和职称评价标准，让高校在一定限度内自主决定设置本单位具体工作岗位和聘用人员；四是进一步完善高校内部治理，鼓励高校积极开展去行政化探索。 通过改革，包括复旦、人大在内的多所高校在教师考核体系中弱化了对论文数量的要求，将更多时间和空间交还给教师。 结合张珂代表提出的关于设立“东北振兴高校支持计划”的建议，教育部针对东北地区引才留才难、人才外流现象突出等问题，提出了内培外引等人才政策。一方面，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实施上，东北地区获得政策性支持；另一方面，落实了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鼓励毕业生到东北地区就业创业。此外，开展了东北地区科学研究及平台建设，设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一轮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深入探索东北地区发展路径。 针对河北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加快促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建议”，教育部多次进行专题研究。根据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总体要求，支持部属高校参与雄安新区基础教育建设，人大附小、中央民大附中在雄安设立校区。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新区办学，以新机制、新模式努力建设一流的雄安大学，统筹科研平台和设施、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中心资源，构建教育聚集高地。加强了对河北高校对口支援工作，加强对河北省“双一流”建设以及地方高水平大学和优势特色学科建设的指导，实施省部共建、部省合建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人才的支持，教育部与广东省共同编制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领导小组，建立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统筹规划协调机制和议事决策机制，系统部署大湾区人才培养工作。 过去一年，教育部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调控临床医学专业招生规模，确定临床医学专业点的招生数量。在一流大学新建医学院进行专业设置时，推动一流大学发挥其综合优势，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为建立更合理的阶段性医学人才培养机制，制定印发系列文件，召开了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为培养临床医学人才奠定了制度基础。（记者 王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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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师资队伍何以快速扩容
5.87万，这是最新公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特教学校专任教师人数，比上一年增加2700人，增长4.78%。 “特教师资队伍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从事特殊教育研究30多年的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授许家成认为，随着国家对特教师资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加大，教师数量持续增加，教师学历和专业素养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但要还上历史欠账，扩容和提质还要下大力气同步推进。 建立编制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全国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数量在2015年突破5万人，近5年来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提出，各省（区、市）可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加强康复医生、康复治疗师、康复训练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 记者了解到，北京、山东、山西等省份按国家要求出台了特教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其中，山东省对不同类别的残疾学生生师比进行了规定，盲班2︰1，聋班3︰1，培智班1.5︰1，孤独症、脑瘫和多重残疾班1.5︰1，同时规定每校配备康复教师1—3名。 不过，尽管数量增加，但要还上历史欠账，并非朝夕之功。许家成表示，目前特教师资数量仍旧不能满足需求，在一些西部地区学校缺编较为严重。 而让昆明市五华区新萌学校教学副校长王蓉蓉苦恼的是，前两年学校好不容易分到了两个编制名额，可最后人却没有招进来。“目前特校与普校的招聘要求是一样的，对专业的要求比较细，导致很多专业岗位无人报名或人数过少，浪费了招聘指标。”王蓉蓉认为，特殊学校招聘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以大类进行招聘，比如有学前教育、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也可以纳入范畴。 融合教育成为特教必修课 国新办近日发布的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显示，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疾学生数由2013年的19.1万增加到2018年的33.2万，增长73.8%。近10年来，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比例均超过50%。 对于推进师资培训，记者注意到，教育部正不断加大对特殊教育教师的培训力度。从2012年起，对特殊教育教师实行5年一周期不少于360学时的全员培训。在“国培计划”中设立特殊教育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在有关省培计划中，增加融合教育教师培训。由区县组织在2020年前对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教师、资源教室和送教上门教师进行一轮全员培训。 “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推进融合教育关键要靠教师。”许家成建议，从职前和职后两个环节入手，将特殊教育列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在教师资格考试中增设一定比例的特殊教育相关内容。在职后培训环节，要增加特殊教育相关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教育部在一份回应全国政协委员关于加强特教师资队伍建设提案的函中表示，将继续推动普通师范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师范专业试点开设特教课程，培养师范生的融合教育理念和指导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教学能力。鼓励培养院校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将特殊教育学分列入教育硕士必修学分。 待遇保障向特教教师倾斜 围绕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待遇，政策正在不断发力。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普遍落实了国家规定的特教教师津贴，已有十多个省份在落实国家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了津贴标准或增加了岗位补贴，其中陕西、山西将津贴标准提高到50%；广东、甘肃、西藏、宁夏提高到30%。一些地区还明确规定，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教师、送教上门教师也可享受特教津贴。 “特殊教育教师需要几倍于普校教师的坚守和付出，要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表彰奖励方面向特教教师倾斜，才能真正提高职业吸引力。”许家成说。对此，《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明确指出，推动各地落实并完善特殊教育津贴等工资倾斜政策，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适当倾斜，进一步提升特教教师工资收入水平。 对于从教近30年的王蓉蓉来说，最大的期盼是特教津贴能够计入退休金。“这对于特教教师来说，不仅意味着收入的增加，更是一份终身的职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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