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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更好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21日至22日在陕西调研。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重要回信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持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更好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孙春兰先后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了解立德树人、科研创新、教学改革、学科专业设置等情况。她充分肯定陕西省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并对教师潜心治学育人、围绕关键核心技术集中攻关，学生刻苦钻研、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给予赞许。几所高校扎根西部办教育，结合当地实际需求，坚持内涵发展，发挥人才智力优势，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孙春兰强调，各高校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完善评价体系，敢于给青年人才压担子，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推动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开展协同创新，整合优势力量长期持续攻关，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上实现重大突破。要引导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完善“双一流”建设体系和动态调整机制，支持有条件的中西部高校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要立足地方、扎根地方、服务地方，主动适应中西部地区发展和产业转型方向，不断提高精准度和有效性，在创新型人才培养、学科专业调整优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方面大胆改革，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价值。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教师、教材、教法改革，促进职业院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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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程建平： 引导高校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就“构建中国特色高校毕业生社区工作制度”“扶贫先扶智，引导优秀毕业生到中西部基础教育一线任教”等教育热点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抗击疫情过程中，社区工作重要性凸显，应关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社区工作制度。” 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社区工作的重要性凸显。“由此可见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重点在基层。”程建平认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是需要关注的课题。应从功能定位、优化制度等多方面，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社区工作制度。他建议，要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基层治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中国社区工作者制度，争取用1-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国每个村、每个社区至少有1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要把社区工作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实行义务社区工作者和志愿社区工作者相结合的社区工作制度。“在有关配套制度中明确，高校毕业生参加社区工作和接受社区工作培训和教育，是应尽的义务。” 程建平认为，构建中国特色高校毕业生社区工作制度也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一方面，要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科学谋划非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接受有关培训后在社区工作的制度，提高适应基层社区工作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完善社区工作者可持续发展机制。包括将社区工作者招收纳入各地人才发展规划、完善培养选拔考核机制、健全工龄和薪酬体系、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归属感。” “北师大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筑就教师教育‘珠穆朗玛峰’，通过切实行动，引导优秀毕业生扎根基层。” 北师大作为教师教育排头兵，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程建平介绍说，为更好地深度服务教育强国战略、服务脱贫攻坚战略，北师大于近日发起设立“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程建平表示，此举不仅是学校不断强化教师教育优势特色的体现，也是学校实现“筑就教师教育‘珠穆朗玛峰’愿景”的举措之一。 “我们希望通过价值引领、政策助推，鼓励毕业生把视线投向国家发展的航程，投身教育事业，扎根基层一线，到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地区、到脱贫攻坚主战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让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 据了解，北师大通过筹资，设立“‘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基金”，对入选毕业生给予专项奖励，此外，学校也将提供一揽子职后培训和能力提升支持。（记者 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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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历史新征程
“启动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工作，是我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一件大事，是义务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0月12日，在浙江海盐召开的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启动现场会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作了上述解读。优质均衡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新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目标着眼于推动新时代义务教育在基本均衡的起点上向更高水平、更加均衡、更有质量迈进。 义务教育是中国的百年梦想。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到2000年初步实现“两基”战略目标，再到2011年全面完成“两基”攻坚任务，经过25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全面普及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解决了“有学上”问题的中国，实现了从一个文盲大国、人口大国向教育大国、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跨越。 百年梦圆，千年寄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联合国的视频贺词中说，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6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市八一学校时指出，要“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每一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 中国对义务教育的期待和追求从来没有止步，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念逐渐上升为改革共识并由此产生强大的推动力时，以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度渴求为出发点，以公平理念为支撑的均衡发展诉求为切入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义务教育正在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迈进的道路上，书写着属于这个新时代的灿烂历史。 国家意志：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命题 2006年6月的四川成都，2009年11月的河北邯郸，先后召开的两场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因为传递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而被铭记：“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政府的法定责任。” 其实，在新世纪的中国教育打响“普九”最后一场攻坚战时，一些迫切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便浮出水面：“普九”之后，义务教育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普及之上的均衡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对公平抱有极大期待，另一方面不得不正视教育发展在区域、城乡和学校间存在的客观差距。在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性思考面前，办好每所学校，让每个孩子都上好学，让每个家庭都能享受教育的福祉，成为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 2005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一次将“均衡”作为义务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 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提出，“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一次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升为各级政府的法定义务。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是党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思想。 短短3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从部门决策上升为国家意志。此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共识。 2010年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更是把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为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此后，面对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的客观情况，国家确立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城乡，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指导思想。等到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印发，更是为义务教育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均衡注入了强大动力。 陈宝生用“坚持将公平普惠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依法依规科学推进、强化地方政府责任落实、以督导为抓手强力推动”来定义以2013年5月教育部对张家港、常熟、太仓三市为起点开启的全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工作。 统计显示，这项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2717个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占全国总县数的92.7%，有效巩固了“两基”成果，有力支撑了国家战略实施，明显缩小了义务教育差距，基本形成了一揽子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的制度安排。这背后，是一组“看不见”的数字—— 6年来，累计共组织督学和专家4000多人次，进行了149省次督导评估，检查学校2.5万所，召开座谈会约1万次，对140万人次进行问卷调查，反馈意见逐县列出问题清单1万余条； 督促各地加大工作力度，安排用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金累计4.18亿元，新建改扩建学校约30万所，增加3000万个学位，补充教师193万人，参与交流的校长和教师280万人次。 效率和公平一直是社会进步的两大主题。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分阶段明确传达了一个历史性判断：经济发展要与社会相和谐统一、城市要与农村相统一、效率要与公平相统一。这一判断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实现以义务教育为代表的教育公平。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快速发展也改变着教育格局和生态。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3.73%；201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57.35%。大量人口向城镇聚集，汹涌而来的教育人口，给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义务教育、给输出教育人口的农村教育出了一道世界性难题。以改革创新推动系统化变革，势在必行。 其实，早在新世纪之初，国务院分别在2001年和2003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便提出了加强农村教育、改造薄弱学校、缩小差距的新思想。两个会议随即引发了全国教育理论界的大讨论，有关教育平等思想、公平思想、科学发展等一时成为主流理论话题，并引领了一系列推进均衡发展的早期实践。 而《关于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印发、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和201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的出台，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在这一政策取向下，坚持雪中送炭，着力抬高底部、补齐短板，努力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和校际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成为一种生动的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和一幅壮丽的时代画卷。 2016年5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着力解决‘乡村弱’和‘城镇挤’的问题”。这份长达6000多字的文件，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调动了8个部委的力量，充分彰显出党中央、国务院解决制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瓶颈问题的决心和魄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提升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如何提高基础教育服务社会民生的能力，依然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大命题。“要深刻领会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这一上台阶、抓引领、促内涵、贴民心工程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内涵要义，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标准化建设程度更高，教师队伍更强，人民群众更满意。”陈宝生说。 政府履职：公平公正的政策价值取向 常山，浙江经济的“后进生”。2017年，常山县委、县政府将教育列为“一号工程”，当年地方财政收入仅14亿元，就拿出了4.89亿元投在了教育上。 “可以说，长期以来，浙江从基本均衡到高水平均衡，再到目前的优质均衡，一张蓝图绘到底，始终走在均衡发展之路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进阶之路，在浙江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心中有着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 时光拉回8年前，2011年3月，教育部在京与15个省份正式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一年半时间里，签署备忘录的省份扩大到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省一案”地确定了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此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延续了这一举措，纷纷与各地市或县、市、区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书，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协同推进机制，有效落实了各级政府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法定职责。 “原来我们有事要找县长、书记很难，现在县长、书记隔三岔五主动找我们，问教育发展有什么需求。”江西省会昌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 改变从何而来？ 原来，江西省委、省政府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入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和省政府工作报告，列入民生实事工程安排方案。省政府划定时间表、路线图，将工作任务和责任横向分解到边，纵向落实到底。江西省委组织部与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联合建立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机制，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来抓。 决策层“谋局”，各级政府“谋事”。把最好的资源留给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成为各级政府的庄严承诺—— 浙江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富民惠民安民行动计划》，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提升工程列入其中； 辽宁建立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信息系统平台,加强动态监测,持续发布年度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公告； 云南省委、省政府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指标纳入县、村、户脱贫考核，形成“抓脱贫攻坚必抓均衡”的工作机制。 ……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重点，更是难点。办好义务教育，显然离不开持续稳定的教育投入做保障。如何按照“城乡一体、精准改薄、城镇扩源”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倾斜，加大资金、规划和项目的统筹力度，不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成为各地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鲜明政策风向。 如果在若干年前，或许很难想到，在“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出门过溜索，种地像攀岩”这则民谚所描述的偏远贫困山寨云南省福贡县，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部可以享受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政策。如今放眼整个云南省，福贡县并非教育普惠政策的“独苗”，怒江州和迪庆州从2016年便开始大幅提高了民族地区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和贫困生生活补助标准。 如果在若干年前，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丽云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山区县、老区县、库区县，蒙阴县每年能拿出全县总财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投入教育。“目前全县在职教师人均月工资比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高出1415元，教师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8688元，比2014年翻了一番还多，成为全县财政供养人员中待遇最好的群体。”王丽云的语气中透着喜悦与自信。 当承载着公平与公正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共识时，与之相关的政策举措便水到渠成地进入系统化推进的节奏。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到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从加大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力度到提高困难家庭学生资助水平，保障各类弱势群体公平受教育权益，正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推进教育均衡的扎实行动。 人民获得：从“基本”到“优质”的未来之盼 “前几年，镇上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左邻右舍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借读。恰好，镇政府把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孩子留在镇上学校上学。”对当初的选择，中央民族大学附中丰台实验学校学生家长王艳庆从未遗憾。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盘关乎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的“大棋”，对每个深处其中的个体而言，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改变才是最真实可感的获得。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更高水平、更加均衡、更有质量”已成为新时代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同以往的新诉求。 2017年，《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应运而生，从资源配置、政府保障程度、教育质量、社会认可度等方面，提出31项具体指标。这不仅意味着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有了新坐标，而且对“群众满意度”这一指标的凸显，更是彰显了鲜明的民生特性。 “优质均衡通过教育资源的高标准，教育质量的高公平，校际差异的高均衡和各类群体的高覆盖，提高教育公平程度和社会满意度。优质均衡督导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田慧生表示。 2019年，在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启动现场会上，陈宝生赋予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四个工程”的重大意义。他表示，启动优质均衡督导评估，这是一个上台阶的工程，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需求，更好地支撑人才强国、创新驱动等国家重大战略；这是一个抓引领的工程，作为义务教育的龙头和统领，指引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这是一个促内涵的工程，围绕提高质量，推动我国义务教育工作重心尽快从硬件建设转移到内涵发展上来；这是一个贴民心的工程，回应了群众关切，有利于推动解决义务教育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群众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 什么才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生进一步对优质均衡的内涵要义进行了解读：“一是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坚持有教无类，五育并举，因材施教，为每一名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二是标准化建设程度更高。补齐短板，解决大校额、大班额问题，加快提档升级，做到‘校校达标’‘项项达标’。三是教师队伍更强。要努力实现教师队伍素质更强、待遇保障更强、管理制度更强。特别要解决好教师和校长交流轮岗等制度，确保城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有更多好老师。四是人民群众更满意。指标合格了，人民群众不满意，这不是真合格；只有指标和人民群众满意度双合格，才是真正的优质均衡。”这“四个更”，成为衡量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把标尺。 当择校热、校外培训热、减负成为百姓口中的热词，对这些问题关注得够不够、理解得深不深、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百姓对教育的评价，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不仅是两个字的变化，其背后折射的是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 浙江省海宁市教育局原局长胡振学至今还记得，择校最“疯狂”的时候，城区热门学校一个班竟然有74人，“择校费”更是万元起步，“别说优质均衡了，就连最基本的教育公平都没了保障”。 作为曾经择校问题严重的热点城市，北京市的免试就近入学具有政策的标杆意义。北京市委、市政府坚持把义务教育入学工作作为政府行为予以保障，市长办公会专题审定年度入学政策，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定期研究推进，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推进教育公平的高度统筹推动义务教育入学改革。 上海、杭州、沈阳、温州等地先后推行集团化办学，以名校带动弱校，在保持各校特色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集团内教育资源配置均衡。 2017年初，教育部门对全国24个大城市重点监测的调研数据显示，包括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和福州、南昌、郑州、长沙、贵阳等5个省会城市在内的24个城市中，有18个城市已实现公办小学学生全部免试就近入学；上海、沈阳、深圳、济南、青岛等9个城市公办初中（不含寄宿制）学生也已全部实现免试就近入学。 另一个一直以来横亘在学生、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是“减负”。 为整体推进减负工作，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政府等4个方面明确减负责任。 随着国家多项政策的出台，各地纷纷出台强有力举措：湖北建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和学业负担监测机制，从制度上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浙江宁波鄞州区，学生晚10点还未完成作业的，在家长证明下可选择不做完剩余作业…… 与此同时，秉持着关注每一名学生、更加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从国家到地方层面，出台了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不以升学率为标准来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工作、控制考试次数、探索实施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考试成绩不进行公开排名等一系列规定，力求实现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 如果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实现师资均衡就是最艰难的挑战，也是最关键的发力点。在优质均衡阶段，教师队伍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优质均衡发展评估办法中，涉及教师的指标共10项，占三分之一。 重庆市江津区凤场学校地处大山深处，很长一段时间里，班主任“包办制”和一名教师一周30多节课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今，凤场学校的师资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17年，我们学校招到了5名本科生，其中有一个重庆大学毕业的还是体育专业！”体育教师的严重不足得以弥补，这让校长涂小伟兴奋不已。 政策向农村教师倾斜，为乡村教育造血，一系列高含金量的举措在各地频现。河北、内蒙古等省份创新实施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为农村学校培养本土化师资；向农村倾斜的差别化待遇，让湖南乡村教师腰包鼓了、干劲足了。在江西于都，“点对点影子式”跟班培训，让教师接受了一次次观念风暴的洗礼。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5年以来，338个县共新补充教师约22万人；其中，音乐、体育、美术、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约4万人，占新补充教师总数的20.1%。 瞄准教师队伍建设的痛点、难点，各地在完善编制管理制度，改革校长和教师交流机制，加强教师培训等方面大胆突破。如今，一支肩负着建设教育强国重任的专业化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回望过去，从基本普及到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实现了中华民族“有教无类”的千年夙愿，为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入口，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的号角嘹亮吹响，向着更好更公平的目标，中国教育必将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人民期待，不断会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磅礴力量。（记者 柴葳 焦以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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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推动改革发展有实效
在今天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向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报告显示，总体上讲，高等教育法基本得到有效实施，大多数法律条款得到落实，实现了立法目的。主要体现在：法律确立的社会主义办学性质、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得到全面贯彻，法律确立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得到有效落实，法律确立的教育公平原则得到充分彰显，法律规定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根据监督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于今年6月至9月开展了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是高等教育法颁布以来首次开展的执法检查，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全面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执法检查与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相结合、法律监督与法律完善相结合，旨在全面了解法律贯彻实施情况，依法推动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以法治力量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检查组认为，法律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法律规定，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在20年时间内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并向普及化迈进的历史性跨越。”王晨在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全面加强，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服务发展能力逐步增强，教师队伍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稳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贡献度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高等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同时，检查组发现，高等教育法还存在一些实施不到位、落实不彻底的问题，法律实施还存在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仍需加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不够巩固、高校科研创新存在短板、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还不够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不尽合理等一些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依法治教理念，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王晨在报告中提出监督建议：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巩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聚焦国家需求，提升服务支撑能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落实办学自主权，释放改革活力；加大支持力度，振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等教育；适时修改高等教育法，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记者 柴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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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论坛”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
近日，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福州联合主办“第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论坛”。此次论坛以“2020年的世界和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视角看”为主题，由《理论与评论》编辑部具体承办。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取得了独特的理论成果，在学科体系、研究队伍、理论成熟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性进展，深入开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日益成为伦理学界的重要问题，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必将为伦理学科、乃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收获更多富有创新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当前在我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的关键时期召开此次论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此次论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等多家单位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0000-00-00 00:00福建师范大学 -
河南省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集团成立
推动职业教育实现集团化、联盟式办学，是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载体，是实现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双元”育人的重要途径，也是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日前，河南省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集团成立大会在河南广播电视大学举行。 河南省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集团由河南广播电视大学（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牵头，联合相关院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组建，集团共有成员单位71家。 河南省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集团将按照“供需对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引领，以提高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重点，广泛深入加强校企之间、企业之间、校校之间、行业协会之间交流合作，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全面增强人工智能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着力构建全国人工智能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服务河南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人工智能产业国家战略能力提升。（记者 张利军）
0000-00-00 00:00中国教育报 -
新增网络保护 细化政府职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和决策部署，对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制度、改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在今天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何毅亭向会议作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议案的说明时表示，2018年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修改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的议案16件、建议11件，政协委员提出相关政协提案5件，各界人士强烈呼吁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更好适应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现实需求。 何毅亭表示，未成年人保护法是1991年制定的，2006年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总体看，该法确立的原则和制度仍然是适用的。因此，修订草案在保留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的前提下，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和现实需求补充新的内容，对已不符合新情况的规定作出修改。针对监护人监护不力情况严重甚至存在监护侵害现象、校园安全和学生欺凌问题频发、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伤害未成年人问题时有发生、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特别是网络游戏、对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缺乏应有保护等突出问题，修订草案着力解决现实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把成熟的实践做法上升为法律，注重做好相关法律的衔接配合。 据了解，修订草案新增“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两章，条文从72条增加到130条，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充实总则规定，加强家庭保护，完善学校保护，充实社会保护，新增网络保护，强化政府保护，完善司法保护。 具体来看，修订草案新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由国家承担监护职责，增设了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后的强制报告制度。在家庭保护方面，修订草案细化了家庭监护职责，具体列举监护应当做的行为、禁止性行为和抚养注意事项，突出家庭教育，增加监护人报告制度。修订草案还从教书育人和安全保障两个角度规定学校、幼儿园的保护义务，创设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查询和禁止制度。 在新增网络保护方面，修订草案对网络保护的理念、网络环境管理、相关企业责任、网络信息管理、个人网络信息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等作出全面规范，比如明确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以及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应当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提示未成年人保护其个人信息，并对未成年用户使用其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性限制”“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实行时间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在强化政府保护方面，修订草案将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相关内容加以整合，增设“政府保护”专章，明确各级政府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细化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并对国家监护制度作出详细规定。 同时提请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本着综合施策、分级预防、统筹考虑、体现时代特点的思路，对体例结构、一般预防、对不良行为的干预、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对重新犯罪的预防等主要内容进行修改。（记者 柴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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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酿酒学科高校联盟会议召开
11月15日，第四届中国酿酒学科高校联盟会议在江苏无锡召开。此次会议由江南大学主办，30余家高校联盟会员单位，近70名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促进协产学研融合，打造酿酒学科一体化建设，要加强学科体系标准化建设，培养酿酒全方位人才，要加强国际交流，提升我国酿酒学科竞争力与影响力。另外，各联盟成员应积极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影响，扎实推进“双万计划”的建设以及深入开展交流合作，实现融合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履好责。 座谈讨论会上，参会代表分别以《联盟年度工作报告及中国白酒学院产教融合发展经验交流》《我国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一流专业建设与发展》《面向白酒行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需求与酿酒学科建设》《具有江南风格的酿酒工程专业建设》为题作了报告。同时，围绕“如何凝炼项目联合向部委提议并申报”“教材联合编写”“教学科研经验交流”“平台共建和项目推进”以及“企业战略合作模式探究”等重要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达成了诸多共识。 会议决定，陕西科技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承办第五届中国酿酒学科高校联盟会议。 中国酿酒学科高校联盟于2017年成立，成员包括全国一流酿酒学科高校，本次会议的召开契合“汇聚资源、形成共识、合作共赢”的主题，对培育酿酒专业人才、推动教育特色发展、振兴酿酒产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联盟高校在中国酿酒学科发展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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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格之上追求更高的育人水平
我国中小学教师有1500余万，约为芬兰全国总人数的三倍，如何既保证这支队伍的基本教学能力，又不断提高他们的育人水平，成为国家教师教育的重大课题。近年来，正是教师资格制度的全面实施，保障了国家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使得不论是偏远山区的孩子，还是贫困地区的学生，都能够得到合格教师的教学服务，受教育质量得到国家教育制度的保障。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不断增长，教师待遇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尤其是教师社会地位逐年提高，教师岗位的竞争力越来越大，这给了我们机会去思考和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持续提高国家师资队伍的育人水平，在教师资格能力之上培养出更多卓越教师，这也正是新时代国家教师教育事业所应有的使命与担当。 教师的育人水平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既需要教师对学科知识有深刻的理解，还需要教师善于教授学科知识；但育人又不能只是停留在学科知识的教授上，还需要教师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引领学生可持续发展，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在教师教育工作中，正是因为知道育人的复杂程度，所以才深感专业化教师教育的重要程度。诚然，国家有教师资格考试，似乎为我们如何培养师范生划定了标准，但这个标准只应该是师范院校育人目标的最低要求，所有师范大学育人目标都应该把教师资格考试作为起点，而不应该成为我们育人的终点。超越于教师资格考试，甚至只有大大地超越于教师资格考试，才可能为民众培养出令他们满意的教师，为国家培养出卓越的教育人才。 为了让师范院校更充分地发挥育人功能，国家把教师资格授予的权力交到了师范院校的手上，这既是国家对师范院校的信任，也是国家交付给师范院校沉沉甸甸的责任。在对师范专业的学生试行教师资格证考试时，师范生培养质量的检测交给了教师资格证考试；这对师范院校来讲，尽管希望师范专业毕业的学生都是合格教师，但教师资格证考试才是合格教师的制度底线。现在国家把这个底线还给了师范院校，就需要师院院校既要自己为师范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设定新的底线，还要在高于底线的标准上追求更高的育人质量和育人水平。在教师资格新政下，师范院院校在师范专业学生培养上，要以国家发展对教师的要求和教育事业对教师的需求为重，持续对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基本原则，保证我们的育人方向与之一致，但在育人水平上不断超越！ 只有让教育者先受教育，教育者才能够给予受教育者良好的教育；只有教育者自己变得优秀起来，才能够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只有顺应时代变革的人，才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引领者。将教师资格的授予权给予师范院校，是为了让师范院校更敏锐地捕捉到国家教育事业改革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从而更自主地也更及时地开展教师教育改革，保证为国家教育事业提供时代需要的教师，保证为国家教育事业变革社会提供需要的人才。师范院校因为教师资格新政拥有了更自主的制度空间，在这个制度空间里，敢于挑战传统教师教育难题和不断提升教师教育质量的改革都是被期待的。 “师范性”与“专业性”的经典冲突如何突破，数据时代教师信息能力如何培育，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育人能力如何提升，教师学历提升与能力提高何以得兼，在教师教育事业中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都还需要师范院校深入思考与创新实践。改革，只有坚持不懈的改革；创新，只有坚持不懈的创新，才会让国家教师教育事业焕发新机，才会让国家教师教育事业赢得好局。要解决好这一系列至关重要但又难度重重的问题，就需要师范院校再一次重视教师教育工作，破除学校阻碍教师教育改革的障碍，把最优秀的干部、把最能干的教师、把最好的教育资源配置给教师教育事业，利用这一次教师资格政策重大调整的机遇，开创学校教师教育事业的新局面，培养出更多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的卓越教育人才。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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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将探索职教高考
5月26日，北京市职业教育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市昌平区职业学校召开。北京市将打通职教通道，推进职教高考。 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介绍，北京市形成了“城教融合”大职业教育观。北京职业教育在院校和企业两端发力。努力在三个方面做好服务，即服务北京高精尖产业结构，服务北京高质量民生需求，服务北京城市运行与管理。“四个一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形成了五个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改革经验。 下一步，北京市将稳步推进“职教高考”改革，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源，继续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为市级、国家级和世界级技能大赛获奖学生等拔尖人才搭建免试进入高职院校学习、进修或从教的通道，设立专项奖学金，提供大师工作室、现代学徒制、企业创新学徒制等进一步提升培养水平的政策支持。北京市鼓励职业院校依据国家专业目录和专业标准，自主设置专业，自主制订人才培养方案。鼓励符合条件的职业院校与国外应用技术大学举办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记者 郑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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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如何提高网络素养？
福建福州有关方面在校园举行的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活动（资料图片） “当我们拥有了面向未来的先进教育工具和教育产品时，我们的网络素养能否与时俱进，成为开展未来教育的先决因素之一。” 在日前由21世纪英语教育传媒、新教育研究院和腾讯共同举办的“青少年网络素养与教育创新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如是说。 2020年9月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0）》显示，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9.2%。在享受数字生活带来快乐和便利的同时，一些未成年人对电子产品和网络的依赖不断加深甚至成瘾，如何提升青少年的网络素养，成为舆论关注的热门话题。 网络素养教育提上日程 值得关注的是，《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0）》同时显示，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不断降低，10岁及以下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人数比例达到78%。青少年“数字原住民”的特征愈发明显。 与此同时，关于未成年人触网出现问题等方面的报道不时见诸媒体。对此，有些家长视网络为“洪水猛兽”，有些家长认为网络服务于未成年人的作用更大。家长态度不同的背后正是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这个焦点话题。 其实，放眼全球，网络素养教育并非新鲜事。朱永新介绍说，在英国，在网络普及之前，与网络素养教育相近的媒介素养教育就已得到关注。如今，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已经相当成熟，覆盖了从小学到大学教育全过程。“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共同努力，紧密联动。” 朱永新说。 在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看来，“家庭、学校、社会都需要形成一个共识。在网络时代，青少年的媒介素养、网络素养教育最核心是4个字——赋权赋能，不能把网络妖魔化”。 学校和家庭教育互为补充 北京师范大学曾做过一次大型家庭教育调查，调研结果显示，中小学生最需要的是“温暖的家”。有温暖的家，孩子就不容易沉迷网络。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提供的数据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支撑。“通过大数据调研，发现亲子关系每增加10%，孩子的校园归属感可以增加约8%，网络成瘾问题可以降低约7%。” 这些调研结果都从侧面印证了家庭在孩子网络素养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正在北京读初中的董一玮上小学时很喜欢玩游戏，父母的做法不是阻止他玩，而是推荐了两款适合他的游戏，“因为他们认为游戏不仅是娱乐放松的方式，还是可以获得正向收获的途径”。事实证明，董一玮通过玩父母为他选择的两款游戏，不仅提升了创造能力，还提高了英文水平，更为他日后正向利用网络奠定了基础。 朱永新表示，父母的网络素养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培养至关重要。“应当将家庭纳入网络素养教育体系，首先让父母懂网，学习如何在网络问题上与孩子建立开放友好的沟通。比如，家长可以和孩子协商建立网络使用规则，约定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长，帮助孩子培养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能力。” 就学校在网络素养培养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集团校长马骏举例说：“对青少年来讲，最好的教育莫过于自我教育，要让他们在实践体验过程中自己去认知和感受。所以在我们小学，会用班会课的时间与孩子们探讨网络时代的优势与弊端。” 网络服务商应负起责任 在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过程中，社会的力量不可忽视。正如“青少年网络素养与教育创新论坛”参与者发起的《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倡议》所倡议的：“相关行业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承担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网络空间和健康网络内容的社会责任；全社会应合力缩小数字鸿沟，以网络素养教育带动教育扶贫，缩小教育资源差距。” 朱永新呼吁，要发挥网络平台和互联网企业的作用，提倡“科技向善”，探索新的数字技术，为未成年人打造一个健康友好的网络环境。网络平台和互联网企业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事实证明，互联网企业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中大有可为。 在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社会支持层面，腾讯做出了积极尝试。2017年，为协助家长管理子女游戏行为，腾讯推出成长守护平台。如今，该平台已经聚集了将近2700万家庭用户，每天有1049万个未成年人账号因超时被强制下线。 “社会要做的，是尽可能保护青少年的天性，引导其借助网络，培养其通用的学习能力。” 腾讯公司副总裁姚晓光说。（记者赵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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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党组：在疫情大考中交出合格教育答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教育部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加强指导督导，层层压实责任，严防扩散、严防暴发，确保了一方净土，教育教学秩序正平稳有序恢复。 坚决把师生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教育系统有2.7亿青少年和1700多万教师，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关乎全国疫情防控总体局势的重要战场。教育部党组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最重要工作，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一切教育工作的前提。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建立部属高校点对点联系工作机制，及时召开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加强调度督促，做到每日研判部署、每日调度落实。严防死守校园疫情防控，压实属地责任，部署延期开学。明确并严格落实“五个一律”要求：未经学校批准学生一律不准返校、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门、师生进入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检测体温、对发烧咳嗽者一律实行医学隔离观察、不服从管理者一律严肃处理。因时因势调整应对举措，一体化推进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统筹做好来华留学生、港澳台师生、外籍教师、在外留学人员疫情防控。发布海外留学人员防控指南，发放“健康包”，加强对海外学子的关心关爱。 大规模成功实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及早部署、及时行动，研判调整方案，加强技术资源保障，提升教师在线教学能力，组织指导各地各校大规模开展在线教育教学，努力化“危”为“机”。指导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网上教学，支持湖北、武汉和“三区三州”等地，空中课堂每天滚动播放14小时，覆盖偏远贫困地区用户1.4亿，总覆盖人口超过10亿。把握好教学内容的适量和教学时长的适当，指导学生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加强居家体育锻炼和近视防控，促进健康成长。开放在线课程资源，保障高校和职业学校在线教学，学生满意度和获得感大幅上升。分享在线教育教学经验，共享资源，推进高校在线教学英文版国际平台建设，助力全球在线教育。 平稳有序推进开学复课。明确提出“三不”开学标准：疫情没有得到基本控制前不开学、学校基本防控条件不具备不开学、师生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不开学。强调“一严二清三防四控”应对举措，即严格落实保障条件，政策清、家底清，防突发事件、防次生灾害、防懈怠情绪，控聚集、控流动、控质量、控安全。错峰错时错区域错层次开学，指导各地全面评估开学条件，审慎确定开学时间、科学制定开学方案，全程跟踪、即时监测。部署各地和高校研制实施大学生返校方案。出版幼儿园、中小学校、高校新冠肺炎防控指南，印发《教育系统应对学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处置预案》《大专院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开学复课后，学校采取小班教学、错峰用餐、加大间距等措施避免聚集。目前，各地均确定了中小学部分学段开学时间，超过一半的省份确定了高校开学时间。 突出做好教育民生保障工作。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拓宽就业渠道，面向国家战略扩大重点领域招聘，引导基层就业、参军入伍，丰富新就业形态。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18.9万人和普通高校专升本规模32.2万人，增加升学机会。开拓招聘渠道，搭建“24365全天候网上校园招聘”平台。加强个性化就业指导，推进就业体检结果互认。推迟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实施“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开辟招聘专场，组织高校“一对一”帮扶，重点支持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为最大限度保障教育公平，经综合研判、审慎研究，经中央同意，2020年全国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稳妥做好疫情期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研究生复试录取、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等工作。建立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近4000名心理咨询师和200余名督导面向湖北和武汉公众、海外留学生及华人华侨等群体，提供心理援助服务。1630余所高校开通心理支持热线或网络平台，缓解疫情期间心理焦虑。牢固树立“疫后意识”，组织开展教育领域“疫后综合征”分析研判。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总攻统揽教育脱贫攻坚，确保在收官之年高质量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迅速组织力量投入抗击疫情一线。动员教育系统积极服务抗疫大局。全国138所高校371家附属医院派出1.4万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抗击疫情一线，成为最美“逆行者”。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在鄂高校附属医院的师生坚定信心、坚守一线、抗击疫情、守护患者，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各项保障，指导各地教育部门和有关高校重点做好对支援湖北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的关心关爱工作。快速启动研究工作，鼓励多学科交叉、医工结合，组织万余名科研骨干开展新冠肺炎疫苗、检测试剂、药物研发等科研攻关，促进研究成果尽快应用。8项核心技术转化成检测产品。一大批高校及附属医院的科研团队坚守疫情防控、临床诊治、科学研究第一线，将最具有价值和温度的科技攻关成果用在祖国防疫一线上。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加快国家急需的公共卫生和基础医学人才培养。 疫情发生以来，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提高政治站位，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把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转化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攻势。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指导派出援鄂医疗队的高校党委组建临时党组织，凝聚医护人员战斗在抗疫最前线。教育部机关党员干部和群众自愿捐款143万余元支持疫情防控，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乡中水寨村10名大学生等“90后”“00后”勇作“防疫尖兵”，让党旗在教育系统疫情防控最前沿高高飘扬。注重把疫情防控与识别考察锻炼干部相结合，要求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举办“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共抗疫情、爱国力行”主题教育等活动，讲好教育抗疫故事，激发广大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凝聚起共克时艰的磅礴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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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影像、海报展开展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1月8日电 记者2021年1月8日从教育部获悉，近日，由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教育系统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影像、海报展”正式开展。 本届影像、海报展全方位展现教育系统抗疫斗争的伟大实践，反映全国教育工作者闻令而动、挺身而出，与全社会并肩作战，落实“严防扩散、严防暴发，确保校园一方净土、确保师生生命安全”，面向重点人群提供心理援助服务。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奋力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切实反映教育系统作出的工作努力和取得的工作成绩。 影像、海报展自2020年10月8日启动征集，面向全国大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学生（含留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和关注教育系统抗击疫情的摄影家、摄影摄像爱好者、设计师等，围绕“驰援一线”“心理辅导”“疫苗研发”“校园防疫”“居家学习”“在线教育”“关爱留学生”“毕业季”“就业季”“开学季”等方面征集作品。截至2020年11月10日，共征集到22192幅（组）摄影作品、5634部视频作品、17283幅海报作品，其中近九成作品出自疫情一线学校教职工、学生家长、学生。通过专家推荐确认，最终遴选出102幅（组）摄影作品、30部视频作品、150幅（组）海报作品展出。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教育系统干部师生积极投身抗疫斗争。摄影作品《逆行者》，呈现了2020年1月22日，已经踏上返乡归途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病理科90后医生吴小艳，在火车上得知医院发布的“战疫集结令”后，随即就近下车，第一时间购买返回武汉的车票，赶回医院参加战“疫”。 摄影作品《宣誓》，呈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援助武汉医疗队在驻地进行面对党旗宣誓活动，用“心”表达铮铮誓言。 摄影组照《2020高考生》，反映了福建省南安一中高三年级的学生备考的学习场景。 摄影组照《我们在一起》，表达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华留学生，通过自己的绘画创作为中国抗疫加油。 参展视频形式多样，有纪录片、剧情片、宣传片、短视频，呈现形式有沙画、动画、音乐作品等，内容丰富。视频作品《同心战疫，我们是华中大青年！》采用沙画的形式，记录了华中科技大学“90后”青年积极响应号召，就地下沉社区一线，书写了“守护、奉献、钻研、担当、陪伴、同心、感恩”的战疫故事。广东省东莞市教育局提交的视频作品《抗疫有我》，用故事化表现手法，讲述了东莞教师在网课期间和校园防疫工作中不为人知的执着坚守和辛勤付出。 海报作品也非常精彩。 中央美术学院的《抗疫系列海报》以清晰明了的图形语言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抗疫精神的深刻阐述：“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福建省闽江学院的《科学防疫网络学习》系列作品以水墨书画为整体效果，以书本的侧影组合成了“网、居、校、留、心”等书法文字，在其中穿插了反映互联网授课、居家学习、校园防疫、关爱留学生、心理疏导的视觉元素，以中华经典艺术的人文风韵展现出当代学子面对疫情时冷静、热心、团结、进取的气度。 北京印刷学院系列作品《最美毕业寄》，以写实绘画的形式，描绘了高校教师在疫情封校期间为每一位毕业生打包、搬运、邮寄行李的场面，以抗疫大背景下的小故事，折射出教育工作者的脉脉温情。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通过征集影像、海报作品，组织线上展示和线下展览，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工作，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开创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 据悉，本次影像、海报展将持续至2021年1月底。（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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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终身学习从理念倡导到实体落地
上周末，北京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张小明（化名）又一次来到她熟悉的首都图书馆自习。她告诉记者，2008年毕业后她先后通过了专业中级、在职研究生和法律职业资格等考试，“我感到学习是克服本领恐慌、丰富知识储备的有效方式。节假日我经常会来图书馆，这里设施先进、环境安静舒适、开放时间也比较长，是静心学习的好地方。” 在上海、在湖南、在山东……为更好营造终身学习氛围，日前全国多地开启了“终身学习周”“学习月”活动的大幕。在9月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加入终身学习队伍的人们抱着什么样的诉求，又如何见证了近年来终身学习由理念到软硬件条件的种种改变？如何更好地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以适应和满足不同年龄、学历、需求的学习者？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终身学习是个体、组织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大学学的不是法学专业，虽然后来读了民商法的在职研究生，但总感觉基础不够牢固，就把这次备考当作夯实基础、充实自己的机会。”谈到准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过程，张小明这样说。 和张小明一样，提升能力、充实自我、为自己增添新的人生机会，是很多在职人士“边工作、边充电”的出发点。除了像她一样的自学考证族，在职进修也是不少人的选择。 “我之前的最高学历是中专，工作几年后，业务能力、交往能力等都得到很大提升，但知识储备、学历层次对事业发展有了制约。”对于就职于杭州一家担保公司的边小城来说，来到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的动力来自提升学历的渴望，“入学之初，有工作冲突时往往会放弃学习，但在听了几次课以后，这种想法改变了，我发现课堂上学习的内容对我的职业格局、视野和能力提升非常有用，认识到‘加班只是眼前的努力，而学习是未来的提升’。” 传统行业“升职”要靠学历来支撑，而新兴行业的从业者提升自我更多是由于感到“素养匮乏”。国家开放大学福建分部工商管理专业的学员郭鹏是一名动画导演，“动画算是比较新的行业，近年来我国的动画作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优秀，我有幸见证了行业蓬勃发展，但同时也感到巨大的压力。从业十几年，感到自己虽然在职业能力上能够胜任，但理论知识有欠缺，像是两条长度不同的腿在跑步，有点别扭。”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人们希望对自己当前的学习有更多掌控权。”全球教育培训评估机构培生集团所做的一份“全球学习者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项今年6月发起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7038名16~70岁学习者参与的调查显示，88%的学习者认为人们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来引导自己的学习和技能提升。“终身学习是每个人、每个组织在当今社会中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推进个体、组织全面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开放大学副校长林宇分析道。 信息技术为终身学习赋能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我们的学习方式，曾经我们只能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而现在我们除了参加面授课之外，还能通过电脑和手机学习。”说起互联网带来的终身学习方式的改变，国家开放大学福建分部行政管理专业学员田云超感受颇深，“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职责要求我工作时必须全神贯注，容不得半点马虎。国家开放大学福建分部开展的现代远程教育让我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自主学习，自由灵活的微课让我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开手机就可以随时学习。” 一条基于5G的信息高速公路，一个集合了选课、学习、辅导、答疑、作业、形考、查询、统计等功能的学习网，一个集招生、学籍、课程、考试、毕业、学位、资源管理、学生服务、学分银行、质量监控、内部管理于一体的管理服务平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国开大的“一路一网一平台”正致力于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管理相融合，提升教育支撑能力和受众体验。 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正在让这一切越来越接近现实。北京老干部大学负责人介绍，面向社会开放的北京老干部App设有“老干部大学”板块，将所有的区老干部（老年）大学、课堂相关介绍、教学信息囊括其中，方便有学习愿望的老同志查询，还设立了网络课堂，从各部委老干部（老年）大学、全市各区挑选出优质教学视频资源上传至网络平台，让全市老年人可足不出户、随时随地开展学习。 “互联网的日益发展为新时代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带来全新机遇，教育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终身化，学习越来越个性化和泛化。”北京老干部大学负责人说。 服务与融合：终身学习的未来走向 “我想了解些养生知识，但网上的推送鱼龙混杂，各种线下讲座不知道是刻意夸大还是实情。”不少老年人的“吐槽”反映了终身学习资源质量的良莠不齐。此外，图书馆到周末“一座难求”、付费自习室在一线城市备受青睐、老年大学报名“一位难求”的现象频现报端，也说明终身教育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仍存在矛盾。 “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体现的是从外部的终身教育体制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开始转向质量提升，对各种学习群体或个体不同学习需求给予支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遵民分析道，“终身教育外部环境的构建，相当于超市里的商品。经过发展建设，我们的教育‘超市’已经搭建起来，‘商品’逐步丰富。从‘提供’走向‘服务’，就是要主动了解各年龄阶段人群的学习需求，有针对性地推荐、提供学习机会，构建立体、多元、灵活的体系。” “真正有效的终身学习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组织管理、各类资源的条件支持。”林宇表示。北京老干部大学相关负责人补充道：“具体而言，要秉承开放的理念，使正规教育证书与非正规教育证书、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能够相互承认。此外，应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向社会学习活动开放场地设施、课程资源、师资、教学实训设备等，提高各类公共设施面向社区居民的开放水平。还应创新学习形式和载体，充分利用5G技术，结合公共场所或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建立覆盖城乡、开放便捷的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一批优质学习项目品牌。” “未来终身学习关键词一是‘服务’，二是‘融合’，我想未来重点任务一是自下而上建立各种线上、线下的一体化学习平台，实现教育资源的大融通与大融合；二是自上而下建立各级各类终身学习推进机构，具体落实精准化服务举措；三是构建一支从事终身教育的专业化队伍，尽快建立专业化人员的培养机制、岗位准入基准以及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评价考核制度。”吴遵民分析道。（记者周世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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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如何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
8岁儿童，拿着父母手机偷偷充值数万元网络游戏币，父母发现后可以要求游戏平台返还吗？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界限会不会进行调整？5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进入半程，伴随着代表团小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的进程，会内会外对民法典（草案）的关注快速升温。 正在接受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 “从摇篮到坟墓”，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关乎亿万家庭幸福安宁的未成年人，又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对其相关权益的体现和保护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不久的将来，民法典将给未成年人的生活和成长带来哪些影响？ 一张未成年人的“法律身份证” 最近一段时间，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高额打赏网络主播，父母却无法追回款项的案例，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该如何看待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 “如果未成年人未满8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网络打赏行为是无效的，监护人可以要求返还；对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打赏行为需要根据心智成熟状况来区别对待。”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作出了解释。 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第十九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民法典中，这是前提性和基础性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王轶表示，一方面，对于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来说，相关事务由其监护人决定，监护人具有相应的年龄、智力优势，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可以避免未成年人权益遭受损害。另一方面，年龄由过去的10周岁降到8周岁，其实赋予了8周岁到10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更多的民事权利，给予了他们一些自由决定的空间，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尊重。 在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看来，这条规定相当于赋予了未成年人一张“法律身份证”，对未成年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行为能力范围给予了更清晰的界定。 从10周岁到6周岁再到8周岁，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门槛经历了一次次前后位移。王轶回忆，198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定为10周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成年人的生活条件、心智成熟度有了很大提高，下降年龄成为法律界共识。 “是下降到8周岁还是6周岁，当时存在很大争议。”王轶说，考虑到6周岁的孩子刚上小学，没有积累起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而8周岁的孩子大多上三年级，已经有能力处理一些跟自己年龄、智力相适应的事务了，最后将年龄定为8周岁。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贯穿始终 父母患病确诊后被隔离，留下孩子独自在家无人照料。疫情期间，类似情况该如何解决？ 结合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草案）对监护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这条规定特别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明确了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理念的彰显。”陈海仪表示。 不仅是在紧急情况下，在陈海仪看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理念贯穿整部法典始终，涉及监护、收养、遗嘱继承各方面。比如，当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时候，民法典（草案）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收养制度的完善也是民法典（草案）的一大亮点。“扩大被收养人的范围，删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不满14周岁的限制，修改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草案说明中的这句话让长期跟踪调研收养制度的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感到振奋，近年来方燕多次呼吁扩大收养人年龄范围。 “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应该成为收养盲区，他们也需要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方燕认为，将被收养人范围放宽至所有未成年人，将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以往的收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满足没有孩子的收养人的利益，这次明确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告诉记者。 为进一步强化对被收养人利益的保护，草案在收养人的条件中还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 “还应该建立收养后跟踪监督机制，因为很多侵害行为都发生在收养关系成立之后。”方燕建议，建立收养关系后，应当由专门机构长期跟踪了解孩子的生活情况；借助大数据等技术优势，逐步建立全国联通的收养信息系统。 为性侵筑起“防火墙” 近年来，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不时曝光，牵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第191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 “这就意味着年幼时遭到性侵，18岁后仍可提起诉讼并得到保护。”王轶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然而现实中，一些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中，因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可能没有意识到行为的危害性；有的甚至是熟人、近亲属作案，不敢通过法律寻求保护。 如果按照以往诉讼时效的规定，孩子成年后再去寻求法律救济，很可能面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被动处境，当初的加害人得以逃脱法律惩罚。 “这条规定也是对不怀好意的成年人的一种有力震慑，不能因为孩子年幼无知就伸出罪恶之手。”陈海仪说。 性骚扰也是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第1010条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记者注意到，此前草案的表述是用人单位，并未列举单位类型。 不少法律界人士表示，目前发生在校园、托幼机构的性骚扰事件有上升趋势，这样的修改能进一步明确负有防止性骚扰责任的单位范围。 这条规定也给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会期间，她提交的“未成年人相关工作岗位禁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的建议，得到了上亿的网络点击量。 “不仅仅是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活动中心，也容易成为性骚扰的场所。建议在法条中强调这类教育机构的职责。”刘希娅表示。此外，她还建议，加强未成年人预防性侵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民法典为未成年人撑起了‘保护伞’，应该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让他们掌握基本的法律素养，明白公民的行为边界在哪里。”最近，陈海仪在媒体上开设了“代表课堂”，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向孩子们普及民法典，希望法治的种子能够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记者 焦以璇 柴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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