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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程建平： 引导高校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就“构建中国特色高校毕业生社区工作制度”“扶贫先扶智，引导优秀毕业生到中西部基础教育一线任教”等教育热点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抗击疫情过程中，社区工作重要性凸显，应关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社区工作制度。” 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社区工作的重要性凸显。“由此可见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重点在基层。”程建平认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是需要关注的课题。应从功能定位、优化制度等多方面，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社区工作制度。他建议，要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基层治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中国社区工作者制度，争取用1-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国每个村、每个社区至少有1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要把社区工作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实行义务社区工作者和志愿社区工作者相结合的社区工作制度。“在有关配套制度中明确，高校毕业生参加社区工作和接受社区工作培训和教育，是应尽的义务。” 程建平认为，构建中国特色高校毕业生社区工作制度也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一方面，要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科学谋划非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接受有关培训后在社区工作的制度，提高适应基层社区工作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完善社区工作者可持续发展机制。包括将社区工作者招收纳入各地人才发展规划、完善培养选拔考核机制、健全工龄和薪酬体系、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归属感。” “北师大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筑就教师教育‘珠穆朗玛峰’，通过切实行动，引导优秀毕业生扎根基层。” 北师大作为教师教育排头兵，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程建平介绍说，为更好地深度服务教育强国战略、服务脱贫攻坚战略，北师大于近日发起设立“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程建平表示，此举不仅是学校不断强化教师教育优势特色的体现，也是学校实现“筑就教师教育‘珠穆朗玛峰’愿景”的举措之一。 “我们希望通过价值引领、政策助推，鼓励毕业生把视线投向国家发展的航程，投身教育事业，扎根基层一线，到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地区、到脱贫攻坚主战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让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 据了解，北师大通过筹资，设立“‘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基金”，对入选毕业生给予专项奖励，此外，学校也将提供一揽子职后培训和能力提升支持。（记者 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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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历史新征程
“启动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工作，是我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一件大事，是义务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0月12日，在浙江海盐召开的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启动现场会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作了上述解读。优质均衡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新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目标着眼于推动新时代义务教育在基本均衡的起点上向更高水平、更加均衡、更有质量迈进。 义务教育是中国的百年梦想。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到2000年初步实现“两基”战略目标，再到2011年全面完成“两基”攻坚任务，经过25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全面普及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解决了“有学上”问题的中国，实现了从一个文盲大国、人口大国向教育大国、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跨越。 百年梦圆，千年寄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联合国的视频贺词中说，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6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市八一学校时指出，要“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每一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 中国对义务教育的期待和追求从来没有止步，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念逐渐上升为改革共识并由此产生强大的推动力时，以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度渴求为出发点，以公平理念为支撑的均衡发展诉求为切入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义务教育正在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迈进的道路上，书写着属于这个新时代的灿烂历史。 国家意志：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命题 2006年6月的四川成都，2009年11月的河北邯郸，先后召开的两场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因为传递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而被铭记：“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政府的法定责任。” 其实，在新世纪的中国教育打响“普九”最后一场攻坚战时，一些迫切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便浮出水面：“普九”之后，义务教育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普及之上的均衡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对公平抱有极大期待，另一方面不得不正视教育发展在区域、城乡和学校间存在的客观差距。在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性思考面前，办好每所学校，让每个孩子都上好学，让每个家庭都能享受教育的福祉，成为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 2005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一次将“均衡”作为义务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 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提出，“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一次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升为各级政府的法定义务。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是党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思想。 短短3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从部门决策上升为国家意志。此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共识。 2010年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更是把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为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此后，面对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的客观情况，国家确立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城乡，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指导思想。等到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印发，更是为义务教育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均衡注入了强大动力。 陈宝生用“坚持将公平普惠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依法依规科学推进、强化地方政府责任落实、以督导为抓手强力推动”来定义以2013年5月教育部对张家港、常熟、太仓三市为起点开启的全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工作。 统计显示，这项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2717个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占全国总县数的92.7%，有效巩固了“两基”成果，有力支撑了国家战略实施，明显缩小了义务教育差距，基本形成了一揽子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的制度安排。这背后，是一组“看不见”的数字—— 6年来，累计共组织督学和专家4000多人次，进行了149省次督导评估，检查学校2.5万所，召开座谈会约1万次，对140万人次进行问卷调查，反馈意见逐县列出问题清单1万余条； 督促各地加大工作力度，安排用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金累计4.18亿元，新建改扩建学校约30万所，增加3000万个学位，补充教师193万人，参与交流的校长和教师280万人次。 效率和公平一直是社会进步的两大主题。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分阶段明确传达了一个历史性判断：经济发展要与社会相和谐统一、城市要与农村相统一、效率要与公平相统一。这一判断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实现以义务教育为代表的教育公平。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快速发展也改变着教育格局和生态。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3.73%；201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57.35%。大量人口向城镇聚集，汹涌而来的教育人口，给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义务教育、给输出教育人口的农村教育出了一道世界性难题。以改革创新推动系统化变革，势在必行。 其实，早在新世纪之初，国务院分别在2001年和2003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便提出了加强农村教育、改造薄弱学校、缩小差距的新思想。两个会议随即引发了全国教育理论界的大讨论，有关教育平等思想、公平思想、科学发展等一时成为主流理论话题，并引领了一系列推进均衡发展的早期实践。 而《关于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印发、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和201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的出台，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在这一政策取向下，坚持雪中送炭，着力抬高底部、补齐短板，努力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和校际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成为一种生动的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和一幅壮丽的时代画卷。 2016年5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着力解决‘乡村弱’和‘城镇挤’的问题”。这份长达6000多字的文件，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调动了8个部委的力量，充分彰显出党中央、国务院解决制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瓶颈问题的决心和魄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提升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如何提高基础教育服务社会民生的能力，依然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大命题。“要深刻领会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这一上台阶、抓引领、促内涵、贴民心工程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内涵要义，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标准化建设程度更高，教师队伍更强，人民群众更满意。”陈宝生说。 政府履职：公平公正的政策价值取向 常山，浙江经济的“后进生”。2017年，常山县委、县政府将教育列为“一号工程”，当年地方财政收入仅14亿元，就拿出了4.89亿元投在了教育上。 “可以说，长期以来，浙江从基本均衡到高水平均衡，再到目前的优质均衡，一张蓝图绘到底，始终走在均衡发展之路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进阶之路，在浙江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心中有着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 时光拉回8年前，2011年3月，教育部在京与15个省份正式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一年半时间里，签署备忘录的省份扩大到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省一案”地确定了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此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延续了这一举措，纷纷与各地市或县、市、区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书，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协同推进机制，有效落实了各级政府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法定职责。 “原来我们有事要找县长、书记很难，现在县长、书记隔三岔五主动找我们，问教育发展有什么需求。”江西省会昌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 改变从何而来？ 原来，江西省委、省政府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入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和省政府工作报告，列入民生实事工程安排方案。省政府划定时间表、路线图，将工作任务和责任横向分解到边，纵向落实到底。江西省委组织部与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联合建立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机制，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来抓。 决策层“谋局”，各级政府“谋事”。把最好的资源留给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成为各级政府的庄严承诺—— 浙江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富民惠民安民行动计划》，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提升工程列入其中； 辽宁建立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信息系统平台,加强动态监测,持续发布年度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公告； 云南省委、省政府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指标纳入县、村、户脱贫考核，形成“抓脱贫攻坚必抓均衡”的工作机制。 ……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重点，更是难点。办好义务教育，显然离不开持续稳定的教育投入做保障。如何按照“城乡一体、精准改薄、城镇扩源”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倾斜，加大资金、规划和项目的统筹力度，不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成为各地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鲜明政策风向。 如果在若干年前，或许很难想到，在“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出门过溜索，种地像攀岩”这则民谚所描述的偏远贫困山寨云南省福贡县，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部可以享受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政策。如今放眼整个云南省，福贡县并非教育普惠政策的“独苗”，怒江州和迪庆州从2016年便开始大幅提高了民族地区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和贫困生生活补助标准。 如果在若干年前，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丽云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山区县、老区县、库区县，蒙阴县每年能拿出全县总财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投入教育。“目前全县在职教师人均月工资比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高出1415元，教师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8688元，比2014年翻了一番还多，成为全县财政供养人员中待遇最好的群体。”王丽云的语气中透着喜悦与自信。 当承载着公平与公正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共识时，与之相关的政策举措便水到渠成地进入系统化推进的节奏。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到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从加大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力度到提高困难家庭学生资助水平，保障各类弱势群体公平受教育权益，正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推进教育均衡的扎实行动。 人民获得：从“基本”到“优质”的未来之盼 “前几年，镇上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左邻右舍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借读。恰好，镇政府把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孩子留在镇上学校上学。”对当初的选择，中央民族大学附中丰台实验学校学生家长王艳庆从未遗憾。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盘关乎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的“大棋”，对每个深处其中的个体而言，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改变才是最真实可感的获得。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更高水平、更加均衡、更有质量”已成为新时代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同以往的新诉求。 2017年，《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应运而生，从资源配置、政府保障程度、教育质量、社会认可度等方面，提出31项具体指标。这不仅意味着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有了新坐标，而且对“群众满意度”这一指标的凸显，更是彰显了鲜明的民生特性。 “优质均衡通过教育资源的高标准，教育质量的高公平，校际差异的高均衡和各类群体的高覆盖，提高教育公平程度和社会满意度。优质均衡督导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田慧生表示。 2019年，在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启动现场会上，陈宝生赋予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四个工程”的重大意义。他表示，启动优质均衡督导评估，这是一个上台阶的工程，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需求，更好地支撑人才强国、创新驱动等国家重大战略；这是一个抓引领的工程，作为义务教育的龙头和统领，指引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这是一个促内涵的工程，围绕提高质量，推动我国义务教育工作重心尽快从硬件建设转移到内涵发展上来；这是一个贴民心的工程，回应了群众关切，有利于推动解决义务教育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群众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 什么才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生进一步对优质均衡的内涵要义进行了解读：“一是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坚持有教无类，五育并举，因材施教，为每一名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二是标准化建设程度更高。补齐短板，解决大校额、大班额问题，加快提档升级，做到‘校校达标’‘项项达标’。三是教师队伍更强。要努力实现教师队伍素质更强、待遇保障更强、管理制度更强。特别要解决好教师和校长交流轮岗等制度，确保城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有更多好老师。四是人民群众更满意。指标合格了，人民群众不满意，这不是真合格；只有指标和人民群众满意度双合格，才是真正的优质均衡。”这“四个更”，成为衡量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把标尺。 当择校热、校外培训热、减负成为百姓口中的热词，对这些问题关注得够不够、理解得深不深、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百姓对教育的评价，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不仅是两个字的变化，其背后折射的是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 浙江省海宁市教育局原局长胡振学至今还记得，择校最“疯狂”的时候，城区热门学校一个班竟然有74人，“择校费”更是万元起步，“别说优质均衡了，就连最基本的教育公平都没了保障”。 作为曾经择校问题严重的热点城市，北京市的免试就近入学具有政策的标杆意义。北京市委、市政府坚持把义务教育入学工作作为政府行为予以保障，市长办公会专题审定年度入学政策，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定期研究推进，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推进教育公平的高度统筹推动义务教育入学改革。 上海、杭州、沈阳、温州等地先后推行集团化办学，以名校带动弱校，在保持各校特色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集团内教育资源配置均衡。 2017年初，教育部门对全国24个大城市重点监测的调研数据显示，包括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和福州、南昌、郑州、长沙、贵阳等5个省会城市在内的24个城市中，有18个城市已实现公办小学学生全部免试就近入学；上海、沈阳、深圳、济南、青岛等9个城市公办初中（不含寄宿制）学生也已全部实现免试就近入学。 另一个一直以来横亘在学生、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是“减负”。 为整体推进减负工作，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政府等4个方面明确减负责任。 随着国家多项政策的出台，各地纷纷出台强有力举措：湖北建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和学业负担监测机制，从制度上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浙江宁波鄞州区，学生晚10点还未完成作业的，在家长证明下可选择不做完剩余作业…… 与此同时，秉持着关注每一名学生、更加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从国家到地方层面，出台了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不以升学率为标准来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工作、控制考试次数、探索实施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考试成绩不进行公开排名等一系列规定，力求实现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 如果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实现师资均衡就是最艰难的挑战，也是最关键的发力点。在优质均衡阶段，教师队伍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优质均衡发展评估办法中，涉及教师的指标共10项，占三分之一。 重庆市江津区凤场学校地处大山深处，很长一段时间里，班主任“包办制”和一名教师一周30多节课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今，凤场学校的师资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17年，我们学校招到了5名本科生，其中有一个重庆大学毕业的还是体育专业！”体育教师的严重不足得以弥补，这让校长涂小伟兴奋不已。 政策向农村教师倾斜，为乡村教育造血，一系列高含金量的举措在各地频现。河北、内蒙古等省份创新实施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为农村学校培养本土化师资；向农村倾斜的差别化待遇，让湖南乡村教师腰包鼓了、干劲足了。在江西于都，“点对点影子式”跟班培训，让教师接受了一次次观念风暴的洗礼。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5年以来，338个县共新补充教师约22万人；其中，音乐、体育、美术、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约4万人，占新补充教师总数的20.1%。 瞄准教师队伍建设的痛点、难点，各地在完善编制管理制度，改革校长和教师交流机制，加强教师培训等方面大胆突破。如今，一支肩负着建设教育强国重任的专业化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回望过去，从基本普及到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实现了中华民族“有教无类”的千年夙愿，为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入口，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的号角嘹亮吹响，向着更好更公平的目标，中国教育必将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人民期待，不断会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磅礴力量。（记者 柴葳 焦以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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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教育督导办赴六省（区）督查
10月21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在北京组织开展2019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实地督查行前动员培训工作，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郑富芝出席并讲话。 郑富芝指出，开展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着眼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稳定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一项强力推进教育发展的重大制度性安排，是一项有效提升教育督导作用的重大改革，要深刻认识其重要性。 郑富芝要求，督查组要切实把握好实地督查的基本原则。一要依法依规，做到严格标准，依法督查；二要客观公正，以事实为依据，本着公心去督；三要动真碰硬，敢于唱“黑脸”，敢于指出问题。 郑富芝强调，实地督查要严守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十不准”要求。要注意工作方法，灵活采用座谈、暗访、谈话等多种方式，确保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真实信息，确保督查工作稳妥进行。 2019年6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方案，部署开展评价工作。10月，向江苏、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和青海印发通知，启动实地督查工作。前期，31个省（区、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面完成自查自评工作。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已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运用评价监测平台和“互联网+调查”方式，完成了评价指标数据采集分析、网络评价和满意度调查等工作。 2019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作，主要包括省级人民政府2018年履行教育职责情况、2019年相关重点工作进展落实情况和2017年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重点评价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机制；出台落实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及重大项目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推动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巩固提高义务教育发展水平；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提高职业院校办学能力与水平；提升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水平；促进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加快发展民族教育；优化特殊教育资源；建立“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工作机制；保障教育财政投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常态化监管长效机制等15项教育职责的履行情况。 11—12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开展反馈意见、督查“回头看”和发布报告等工作。（记者 王家源 见习记者 梁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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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时评：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具有多重意义
为促进更多师范毕业生就业，在已出台的“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基础上，今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推进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考试改革，由院校考核教学能力。允许教育类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开展教师教育院校办学质量审核，审核通过院校的师范生，可免试认定教师资格，便利师范生就业，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推进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并非降低教师职业准入门槛。所有从事教师职业者，都仍需有教师资格证。原来，只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就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现在，国家建立了教师教育院校办学质量审核制度，审核通过的院校，可对本校师范生进行教学能力考核，通过考核的师范毕业生，不再参加国家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免试认定教师资格；非师范毕业生要从教，还必须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获得教师资格证。对师范毕业生实行免试认定制度，是教师教育院校改革的契机，将促进师范专业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扫除师范毕业生从教需考证的障碍。这是师范专业人才培养和就业的重大改革。 今年4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部分职业资格“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的通知》，提出对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实施“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当时，笔者就认为，这一阶段性措施，还可以更进一步，探索对师范毕业生实行免试认定制度。 事实上，2017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决定开展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提出通过第二级认证专业的师范毕业生，可由高校自行组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通过第三级认证专业的师范毕业生，可由高校自行组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和面试工作。这就是对师范毕业生进行免试认定的最初设想。 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证，并不会降低教师准入门槛和质量，反而会促进开设师范专业、进行师范教育的教师教育院校重视提高培养质量。需要注意的是，获得教师资格证，不等于获得教职，获得教职，还要参加招聘考试，由各地教育部门、学校择优录用。因此，如果免试认定的师范毕业生在和通过考试获得证书的非师范毕业生进行竞争时处于劣势，这对师范教育院校来说，就是颇为“丢脸”的事。 学生、家长也会根据毕业生在就业以及未来职业发展中的表现，来评价学校的办学。以前，教师教育院校可以用教师资格考试来回避自己的培养质量与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问题，实行免试认定后，毕业生的质量与竞争力，就更直接“暴露”在社会面前，为了对免试认定的质量负责，教师教育院校就必须提高培养质量。因此，这一制度，将直接提高教师教育院校的培养质量意识。 一直以来，教师教育院校也面临一个“尴尬”：师范毕业生获得毕业证书，但还必须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才能获得教师资格，这如何向学生说明师范教育质量并以质量吸引学生报考呢？某种程度说，这是对师范专业培养质量的“不太信任”，从而也影响师范教育院校的办学积极性以及优秀学生选择师范专业。实行免试认定，也就扩大了教师教育院校的自主权，学校在培养师范专业人才时，要结合学校教育对师范人才的需要，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办出本校的特色，提高本校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或者说，以前教师教育院校会更加重视学生通过资格考试，而在实施免试认定制度后，则要聚焦对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 在实行免试认定制度后，教育部之前提出的对师范类专业进行专业认证的做法，同样具有意义。不能因为部分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就觉得对师范专业办学质量的认证并不重要。对专业质量进行认证，这是对办学进行专业评价，结合免试认定制度，会促进教师教育院校全面推进教学改革。 提高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要抓源头，即教师教育院校的师范人才培养质量；二要抓新教师培养、管理、考核、评价，“先上岗，后考证”措施能行得通，并得到支持，就因为证书并非保障质量的唯一关键因素，职前培养、入职培训、管理制度，对提高教师质量更重要。我国社会也需要改变考试评判人才质量的传统观念，应以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思维来推进人才培养改革、就业改革，以及教师发展改革。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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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年起全省公办民办中小学校同步招生
近日，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崔昌宏做客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栏目，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回答了网友们关心的小升初、减负、幼小衔接等问题。 崔昌宏表示，从明年起，四川将严格落实中央规定，将所有民办普通中小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实行公办民办同步招生，坚决遏制跨区域掐尖招生、义务教育考试招生、与社会培训机构挂钩招生、各类考试证书招生等。 针对网友提出的“素质教育和学业质量”的问题，崔昌宏表示，实施素质教育不是让学生没有学业负担，而是根据实际减轻过重的课业负担，减的是强化应试、超前超标教学等不合理的负担，解决的是学校教育质量不高，精准教、精准学、精准布置作业不够，机械刷题，搞题海战术造成的负担。四川将打好政策“组合拳”，通过提高质量减负，通过优化课程减负，通过规范校外培训减负，通过社会协同减负。 针对网友提出的幼小衔接问题，崔昌宏说，正确的幼小衔接不是让幼儿提前学习小学知识，而是让幼儿在健康、语言、科学、艺术、社会等五大领域活动过程中，在直接感知实际和亲身体验中获取经验，养成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激发学习兴趣与探索欲望。幼小衔接不仅仅是幼儿园的事，还需要小学和家长积极遵循教育规律，主动做好幼小衔接相关工作。一方面所有公办民办小学要坚决落实免试入学，实行零起点教育，注重教学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家长要树立科学的育儿观，不盲从，不跟风，积极配合幼儿园和小学做好幼小衔接教育。（记者 鲁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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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付出不平衡而导致人才短缺 幼师缺口该怎么补上？
2020年11月17日，在江苏省如皋市长江镇新港幼儿园，一位幼师和孩子们做老鹰捉小鸡游戏。 徐慧 摄（人民视觉） 2020年11月17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重新镇石坪幼儿园教师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 罗兴祥 摄（人民视觉） “幼师和保育员缺口超过300万人。”日前，这一话题冲上微博热搜。西南大学一份研究报告预测，2019年，学前教育阶段因“全面二孩”政策新增近600万适龄幼儿。到2021年，幼儿园或将缺少幼儿教师和保育员超过300万人。 西南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胥兴春指出，按国家规定，幼儿园需全面落实“两教一保”，即一个班级配备两名专任教师及一名保育员。但受限于经费和人手短缺，不少幼儿园只能做到一班一位教师、多班一位保育员。 幼师缺乏，直接影响幼儿成长和教育，也限制了幼儿园发展。长远看，更不利于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如何让幼师职业健康平稳发展成为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困境：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每天至少工作9个小时。”提起自己的工作内容，北京某幼儿园的侯老师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早上7时15分是侯老师一天工作的开始。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幼儿园对班内环境要求提高不少。进班之后，“开窗通风、打扫教室，取回消过毒的毛巾、水杯，所有准备工作要在孩子入园前完成”。 7时30分，侯老师来到园门口，迎接孩子们入园。根据幼儿园实行的接送制度，她和同事需要将每个孩子接进班里。 12时10分是午睡时间。教室恢复一片安静，忙碌一上午的侯老师得以喘息片刻，开始吃午饭。 下午4时45分，侯老师和另一名班主任将孩子们护送到每位家长手中后，还要回班做好清洁消毒和当日记录总结。至此，一天工作才算结束。 “每个时间点都有具体安排。”侯老师介绍。除加餐、午饭、午睡等日常事宜，老师还得带领孩子们参与多项游戏和体育活动。 “保障人身安全只是基本要求。”她说，“幼师必须根据幼儿最近的发展目标，随时调整活动内容，并对个别孩子予以指导。” 每天晚些时候，侯老师要在家长群里推送当天的照片、汇报当天孩子们所学。 “父母对幼儿在园表现很关心：孩子有没有认真吃饭、情绪高不高，这些都可能成为大家私信我们的原因。”侯老师解释，有时仅一个晚上就要同两三名家长进行电话沟通。 “琐碎而精细，容不得一点马虎。”一句话道出了幼师、保育员的日常工作状态。 然而，多项学界调查研究及不少幼师却指出，该行业薪资待遇与工作付出并不成正比。这一点在公办幼儿园编外人员、民办幼儿园教师及贫困地区幼师等人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家住浙江的幼师田老师反映，经同事们对比计算，非编制幼师薪资待遇比编制内幼师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两者间具有明显差距，她对记者直言：“不提供满意的薪资，又没有编制，老师们自然有想法。” 工作压力大与回报不理想这对矛盾，导致很多幼师纷纷离职转行，也令不少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对幼儿园教师职业望而却步。胥兴春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只是幼师短缺原因的冰山一角，归根结底，是幼师收入与付出不平衡而导致的人才短缺。 因此弥合幼师、保育员人数缺口，重点在于提高薪资待遇，吸引和留住人才。 纾困：在吸纳人才上下功夫 2020年9月开学季，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面向往届普高、中职毕业生以及具有高中毕业证或同等学力的农民工、企事业单位人员等扩招。录取后，将接受幼师专业教育，属全日制大专学历层次。 2020年10—11月，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先后分两批次扩招，吸引社会人士进行全日制学前教育学习，毕业后由学校发放国家承认、经教育部学籍学历电子注册的专科毕业证书。 2019年，中职院校开始应教育部要求，增设幼儿保育专业，并逐步将学前教育专业转设成幼儿保育专业，重点培养幼儿园保育员。 这一做法颇有深意：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调查报告，截至2019年，中国学前教育教师学历以专科为主，占比达58.5%，撑起幼师行业人才供给的半边天。中高职院校“开源”，以往无法从事相关专业学习的往届生、社会人士被吸纳进来，自然为幼师行业输送更多新鲜血液。 但对农村及偏远地区来说，职业院校扩招并不足够。由于经济条件、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幼师资源匮乏现象也比城市更加严重。如何填充这片“洼地”？ 各地政府摸索出一条公费培养乡村幼师的路径：2015年，湖南省将学前教育专业纳入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培养计划；2018年，山东省启动乡村幼儿园教师免费师范生培养计划。 免学费培养、毕业后定向分配至乡村，逐渐地，这些地区的师资获得有效补充。 2020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400名彝区困难家庭初中毕业生，迎来了人生的“春天”：四川省乐山市实施中职教育“同心春蕾班”专项人才培养计划，安排他们到四川省峨眉山市旅游学校接受3年制学前教育专业中职教育。学成后，这些毕业生将回到美姑县，反哺家乡幼师事业。从人数看，400人的规模不够大，但这一举措，释放出四川省努力缓解师资紧缺局面的积极信号。 未来：全面提高幼师薪资待遇 2020年9月，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湖滨幼儿园教师史老师收到一份1万元开学“礼包”，其中包含一次性奖励2000元和每年发放一次的奖金8000元。 原来，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2020年推出一项政策——为辖区内非编教师设立“优秀合同制教师年金制”，并出台《江北区学前教育优秀合同制教师年金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按照规定，教育局为“教坛新秀（含技能大赛）”中获市、区级奖项的非编幼师，每年发放一定数额的奖励金，存入年金个人账目，共发放5年。 史老师曾于2020年初参加此次比赛并获二等奖，“礼包”正是由此而来，与她同期受益于该奖励的编制外幼师还有18人。 每年8000元，5年下来就是4万元，史老师表示，作为合同制教师收到这笔奖金，证明政府对非编教师的认可和提高大家待遇的决心，也能充分激发编外幼师提高业务能力的热情。 但奖金只是暂时性的，从根本上改善教师薪资水平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 目前，不少地方激励民办园申请认定普惠性幼儿园，或可看作一种有益尝试。通过补助，幼师和保育员收入有所保障，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政府补助为兜底这部分教职工收入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上述政策为幼师带来短期可见的权益，那么推进幼师“正高”职称评定，则更注重培养其长远职业发展。 在潜心研究幼儿教育的无锡市滨湖实验幼儿园园长邹老师眼里，“正高”曾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过去，幼师发展有限，职称评到“副高”就到了头。不过在2020年，经过江苏省中小学教师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她获得幼儿园正高级教师资格，成为一名乡村幼儿园高级教师。江苏省教育厅数据显示，此次参评的268名教师中有11位幼师。 这些都得益于近年来江苏省不断向幼师尤其是乡村幼师进行政策倾斜。早在2013年，江苏省就率先制定《江苏省幼儿园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为幼儿园教师打通参评“正高”的职称通道。近年又不断优化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和初级专业技术结构比例，提高“正高”幼师所占比例。同时，江苏省人社厅和教育厅还联合印发《全省乡村教师职称评审政策若干意见的通知》，加大乡村教师职称政策倾斜力度，在探索解决幼师发展的问题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健全职称层级、打通幼师职业发展通道，老师发展有盼头，工作更踏实，做起研究来也更有劲头了。 胥兴春告诉记者，从2010年开始，国内学前教育行业逐步探索并提高教师各方面待遇。得益于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幼师待遇有了很大提升，尤其近两年，更是得到中央和地方在政策和经费上的大力支持。 202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五章第四十二条、四十八条、四十九条分别就幼儿园教师的职务评聘、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予以说明，以保障幼儿园教师的合法权益。 从顶层设计入手，着力改善幼师及保育员的福利待遇，可以期待，日后相关政策出台将有法可依。 社会热议 政府、学校、幼儿园须“三位一体”协同培养幼教人才。可成立由教研机构的学前教育专家、专业带头人、学校和幼儿园骨干教师组成的工作机构，来调研人才需求、修订培养方案、组织教学团队、建立实训基地、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安徽省政协委员、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蔡荷芳 目前一些地方在组织幼师事业编制招考时，将门槛设置为“本科学历”，这对高职高专学生就业以及相关院校人才培养造成一定“冲击”。因此，招聘幼师要人尽其才、不唯学历，社会大众也应转变观念，给予优秀的学前专业专科毕业生更多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 ——浙江省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董刚 作为幼教培养源头的高职院校要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培养既有开阔眼界又能胜任最基础保育工作的综合人才，要求学生均衡发展，对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都要有所涉猎。而步入工作岗位后，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也要做好“回炉重造”的准备，通过师徒结对“传帮教”的形式，淬炼自己的职业技能。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加强对于园长、办学者的培训。 ——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水榭花都幼儿园园长苏秀山 生源质量影响培养质量，也就影响未来岗位能力。相关部门要完善考试招生制度和政策，优先录取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鼓励、吸引更多喜欢幼教的学生前来；制定定向招生和公费资助制度，并针对农村地区幼儿教师进行专项培养，扩大免费师范生规模和范围；加大对独立设置的师范专科学校特别是幼儿师专的扶持力度，提升师范教育保障水平。 ——安徽省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主任孙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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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师范大学：“直播助农”实现三大收获
高等院校如何发挥人才优势、传播优势，搭建扶贫产业的助销平台，这是各地普遍面临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让课堂内外的师生们走进直播间，为农副产品直播“带货”，向当地村民传授直播技术。 “内挖潜”“外引援”布局高校助农直播平台 周飞伶老师坐在主播台旁，不时抬头观望面前的学生主播，一边紧紧盯着自己的手机，5，50，100……每一个增长的在线观看人数都令她欣喜不已，涉及到主播表现、产品服务等，她都会迅速记录。 “学生要有主播的样子，老师要有客服的样子！”周飞伶说。 组建“直播助农团队”志愿者招募过程中，不到三天就有百人报名。老师们补知识，同学们补技能，校企合作“农鲜口袋”新媒体团队引入直播组，迅速确立了微信、直播、短视频一盘棋的助农运营方式。 新闻与传播学院郭琳老师为参与活动的志愿者讲授直播培训经验课《网络直播创意创作》：“直播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现场带到远方！” 既要建团队，还需请“外援”。学校校友、广西电视台网视部主持人陈海霞在演播室分享直播带货经验：如何挑选直播产品，如何形成个人的直播风格，如何吸引用户…… “脑力”“眼力”“脚力”构建传播力 直播手机、直播灯、耳机、防喷罩、背景布一应俱全，直播团队还根据不同场次的内容现场调整，让观众随时看得见看得清带货产品。 直播组免费教农户玩转新媒体，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农产品，制作短视频、宣传片推广本地土特产。建立直播微信群，把所有学习直播卖货的村民都聚集起来，只要村民提问，主播马上在线答疑解惑。 “现场有神灵！”直播团队将直播台搬到田间地头，深入广西隆林、宁明等地现场带货。在广西深度贫困县隆林各族自治县，老师和学生们走进黑米粽加工厂、黄金百香果基地，身穿传统民族服饰，推销板栗、百香果、黑米粽等优质的农副产品。在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侗兴源茶厂，直播团队农鲜口袋将直播间搬到了茶园，在茶园的凉亭里和观众一起感受满目葱绿，品一杯夏日香茗。 目前，“农鲜口袋”直播团队已走进广西百色、河池、崇左等贫困地区的21个县市，62个乡镇，213个村屯开展农产品调研、培训和直播，开展直播次数132场次（含个人），带货农产品156种，累计观看人数50000+人，销售额超百万元，受益农民1000名以上。 “直播助农”实现三大收获 “助农脱贫收获实惠”“老师教学得到成长”“学生能力得到提升”，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徐健这样概括助农直播的三大收获。 “农鲜口袋”直播团队在宁明县浦峙村调研发现，新冠肺炎疫情袭击下村里产品大量滞销，但扶贫点工作人员和农户对电商、直播完全缺少基本认知。直播团队就地开设直播间，主播走进玉米地里，进行直播卖货示范，仅短短一小时，就帮助农户卖出不少农产品。还为农户解决下载直播APP、开设线上商店、申请直播间、商品上架、设置价格等直播操作方面的问题。 主播魏晋婷连续直播10多场，最大的收获是“自豪感”和“荣誉感”。“扶贫工作实实在在，课间周末去为扶贫作贡献。”她带领的“直播小分队”人气上涨，每场直播都能帮农户销售几百至上万元不等的农特产品。 徐健认为，这也是新文科背景下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探索。高校老师、学生走出“象牙塔”，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深度对接”和“精准服务”。 如今，南宁师范大学已和多地政府、合作社、企业、电商平台及农户建立了直播共建基地8个，直播间23个，形成了良好的长效帮扶机制。（记者何丰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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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课后服务为百姓排忧解难
十月的新乡已是秋意渐浓。虽然已过下午放学时间，但校园内学生或写作业、或做手工、或做运动，课后服务让本该寂静的校园变得生机盎然。 “太感谢党和政府，真心为群众办实事。课后服务彻底解决了我的心病。”一提起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河南新乡卫辉市实验小学五（6）班学生潘春孜的父亲潘洪儒高兴地说。 过去，学生放学早、家长没空接，辅导作业难、家长盼帮忙，校外培训贵、质量没保证……这些烦心事一直困扰着潘洪儒和新乡市的不少家庭。 为解决群众的期盼和诉求，新乡市委、市政府今年初决定，在全市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确立了“先城后乡、以城带乡，试点先行、全面推开”的思路，并确定新乡市区学校和卫辉市城区学校在今年3月作为试点先行探索，9月底在全市范围实施。截至10月21日，全市421所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占全市中小学校总数的24%；参与学生32.7万人，占全市中小学生总数的25.5%；全市共开展各类课后服务班级8387个，其中作业辅导班5675个，室内兴趣班1792个，户外兴趣班920个。 关注群众需求，立足实际提供公益服务 “课后服务真是好！”面对记者，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七（6）班学生侯泊男的母亲难掩喜悦，“以前经常为谁接孩子放学犯愁，为辅导孩子作业崩溃，为高昂的校外培训费‘压力山大’，如今全解决了。” 不光家长赞不绝口，学生也乐在其中。新乡市卫滨区人民路小学四（5）班学生赵若孟涵说：“以前放学都是自己回家，爸妈不仅没时间接，有时还会因为辅导作业吵架。现在，在老师的辅导下，在学校把作业写完，回家后就是看书、弹琴，和父母聊天。” 为确保将课后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市长王登喜多次深入基层调研，并在全市教育大会上作出安排部署。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市政府成立了由副市长王占波任组长，纪检监察、教育、发改、公安、财政、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参与的全市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市教育局组织召开现场会、观摩会，成立调研指导组赴各县（市）、区指导课后服务工作。市公安局安排人员完善校园周边交通安全设施、维护校门口交通秩序，以保障延时后放学高峰期的学生安全…… 新乡市还确立了“以家长为主体”的工作方向，提出“群众哪里有需求，我们就服务到哪里”的基本要求，明确坚持立足实际需求、家长自愿委托、学校公益服务的原则，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权、家长的自主管理权，并规定学校和教师一律严禁参与收费、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严禁集体补课等“红线”。 对于服务形式、费用收取等问题，卫辉市实验小学校长李保勇介绍说：“课后服务的方案制定、课程设置等，由学校与家委会商议，并充分发挥家委会作用、尊重家长意见，学校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人员等保障，家委会负责课后服务费用的定、收、管、支，并定期公示，接受监督。” 目前，各学校通过家委会对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收取每月100—200元费用，用于为参与课后服务的相关人员发放补贴等，专款专用，多退少补。“收费真不贵。我的孩子上学期就参加了课后服务，前3个月交了300元，因为有结余，第四个月没有交钱，算下来每月不到80元。”潘洪儒说。 “课后服务延长了工作时间，增加了工作量，感觉累吗？”面对记者提问，新乡市新区小学教师张娟表示：“课后服务方便家长接送，利于学生成长，也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实际学习情况，虽然累一点，但感觉很值。” 近日，新乡市教育局就课后服务工作发放调查问卷17.4万张，统计结果显示：满意率达到98%。 “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正是秉承这样的工作理念，作为新乡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的五项民生实事之一，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启动至今，已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好评。 丰富多彩，服务内容多元化、有特色 “学校老师充分利用个人特长，开展活动实践课，教音乐课的王老师教学生唱豫剧，教政治课的郭老师带着学生在食物上做雕刻，还有化学实验拓展课等，学生和老师都乐在其中。”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副校长李海蓉指着学生作品说。 “充分发挥课后服务的育人功能，让延时不止于看管。”在这样的共识下，各学校根据家长需求和学生兴趣，采取了“作业辅导＋社团活动”的模式提供课后服务内容，并邀请有专业特长的家长、志愿者参与其中，拓宽学生兴趣培养的渠道。 新乡市新区小学一直有特色社团基础，在课后服务中开设了艺术类、体育类等社团活动33种，并专门从校外聘请10多名教师开展机器人、无人机、古琴等兴趣班。六（2）班学生唐硕晨的妈妈说：“以前，孩子放学就是去上辅导班，每年需要两三万元。如今，既能接孩子，又能培养他的兴趣特长，还减轻了经济负担，真是太好了。” 新乡市外国语小学的延时课程既包括学科解难、集体阅读等作业辅导，又开设了语言艺术、经典诵读等社团活动，学生参与率达90%。新乡市育才小学明德校区将劳动教育融入课后服务，在校园开辟学生实践活动试验田，开设劳动课程，引起很多学生的浓厚兴趣。 统计结果显示，目前，新乡市中小学共开展各类课后服务兴趣班2712个。“课后服务已不仅仅是帮助家长解决接娃难问题的有力举措，还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重要平台。”新乡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建学说。 深层次思考，让课后服务可持续、更优质 “课后服务虽然得到了群众好评，但这项工作才刚刚起步，有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如何完善机制，让这一民生工程更可持续、更具活力、更有质量，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明显、更持久，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问题。”成绩面前，新乡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修国陷入沉思。 卫辉市副市长杨钧说：“我们正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与行业协会、图书馆、博物馆等合作，协调社区、校外活动中心等资源，突破课程、校园、空间等边界，解决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城乡统筹等问题，从而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使课后服务能够在解决家长接孩子难题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育人功能，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目前，卫辉市已成立课后服务工作课题组，把课后服务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申请立项研究，并将投入2900万元用于教育信息化建设，力求通过推进“互联网+教育”，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我们了解到有一部分家长因为下班晚、路途远等原因，希望课后服务能再延长20分钟，学校正在研究如何服务好这一小部分学生。我们希望通过解决好这20分钟的‘时间差’，真正将课后服务做到‘最后一公里’。”新乡市新区小学校长李克兴说。 李修国表示：“我们已将课后服务纳入全市教育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解决问题台账，列为2019年局长突破项目。我们要通过服务范围全覆盖、服务对象多元化、服务时间人性化、服务内容多样化、服务模式公益化、服务工作常态化，切实让家长、学生、社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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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终身学习从理念倡导到实体落地
上周末，北京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张小明（化名）又一次来到她熟悉的首都图书馆自习。她告诉记者，2008年毕业后她先后通过了专业中级、在职研究生和法律职业资格等考试，“我感到学习是克服本领恐慌、丰富知识储备的有效方式。节假日我经常会来图书馆，这里设施先进、环境安静舒适、开放时间也比较长，是静心学习的好地方。” 在上海、在湖南、在山东……为更好营造终身学习氛围，日前全国多地开启了“终身学习周”“学习月”活动的大幕。在9月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加入终身学习队伍的人们抱着什么样的诉求，又如何见证了近年来终身学习由理念到软硬件条件的种种改变？如何更好地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以适应和满足不同年龄、学历、需求的学习者？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终身学习是个体、组织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大学学的不是法学专业，虽然后来读了民商法的在职研究生，但总感觉基础不够牢固，就把这次备考当作夯实基础、充实自己的机会。”谈到准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过程，张小明这样说。 和张小明一样，提升能力、充实自我、为自己增添新的人生机会，是很多在职人士“边工作、边充电”的出发点。除了像她一样的自学考证族，在职进修也是不少人的选择。 “我之前的最高学历是中专，工作几年后，业务能力、交往能力等都得到很大提升，但知识储备、学历层次对事业发展有了制约。”对于就职于杭州一家担保公司的边小城来说，来到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的动力来自提升学历的渴望，“入学之初，有工作冲突时往往会放弃学习，但在听了几次课以后，这种想法改变了，我发现课堂上学习的内容对我的职业格局、视野和能力提升非常有用，认识到‘加班只是眼前的努力，而学习是未来的提升’。” 传统行业“升职”要靠学历来支撑，而新兴行业的从业者提升自我更多是由于感到“素养匮乏”。国家开放大学福建分部工商管理专业的学员郭鹏是一名动画导演，“动画算是比较新的行业，近年来我国的动画作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优秀，我有幸见证了行业蓬勃发展，但同时也感到巨大的压力。从业十几年，感到自己虽然在职业能力上能够胜任，但理论知识有欠缺，像是两条长度不同的腿在跑步，有点别扭。”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人们希望对自己当前的学习有更多掌控权。”全球教育培训评估机构培生集团所做的一份“全球学习者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项今年6月发起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7038名16~70岁学习者参与的调查显示，88%的学习者认为人们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来引导自己的学习和技能提升。“终身学习是每个人、每个组织在当今社会中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推进个体、组织全面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开放大学副校长林宇分析道。 信息技术为终身学习赋能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我们的学习方式，曾经我们只能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而现在我们除了参加面授课之外，还能通过电脑和手机学习。”说起互联网带来的终身学习方式的改变，国家开放大学福建分部行政管理专业学员田云超感受颇深，“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职责要求我工作时必须全神贯注，容不得半点马虎。国家开放大学福建分部开展的现代远程教育让我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自主学习，自由灵活的微课让我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开手机就可以随时学习。” 一条基于5G的信息高速公路，一个集合了选课、学习、辅导、答疑、作业、形考、查询、统计等功能的学习网，一个集招生、学籍、课程、考试、毕业、学位、资源管理、学生服务、学分银行、质量监控、内部管理于一体的管理服务平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国开大的“一路一网一平台”正致力于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管理相融合，提升教育支撑能力和受众体验。 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正在让这一切越来越接近现实。北京老干部大学负责人介绍，面向社会开放的北京老干部App设有“老干部大学”板块，将所有的区老干部（老年）大学、课堂相关介绍、教学信息囊括其中，方便有学习愿望的老同志查询，还设立了网络课堂，从各部委老干部（老年）大学、全市各区挑选出优质教学视频资源上传至网络平台，让全市老年人可足不出户、随时随地开展学习。 “互联网的日益发展为新时代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带来全新机遇，教育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终身化，学习越来越个性化和泛化。”北京老干部大学负责人说。 服务与融合：终身学习的未来走向 “我想了解些养生知识，但网上的推送鱼龙混杂，各种线下讲座不知道是刻意夸大还是实情。”不少老年人的“吐槽”反映了终身学习资源质量的良莠不齐。此外，图书馆到周末“一座难求”、付费自习室在一线城市备受青睐、老年大学报名“一位难求”的现象频现报端，也说明终身教育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仍存在矛盾。 “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体现的是从外部的终身教育体制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开始转向质量提升，对各种学习群体或个体不同学习需求给予支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遵民分析道，“终身教育外部环境的构建，相当于超市里的商品。经过发展建设，我们的教育‘超市’已经搭建起来，‘商品’逐步丰富。从‘提供’走向‘服务’，就是要主动了解各年龄阶段人群的学习需求，有针对性地推荐、提供学习机会，构建立体、多元、灵活的体系。” “真正有效的终身学习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组织管理、各类资源的条件支持。”林宇表示。北京老干部大学相关负责人补充道：“具体而言，要秉承开放的理念，使正规教育证书与非正规教育证书、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能够相互承认。此外，应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向社会学习活动开放场地设施、课程资源、师资、教学实训设备等，提高各类公共设施面向社区居民的开放水平。还应创新学习形式和载体，充分利用5G技术，结合公共场所或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建立覆盖城乡、开放便捷的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一批优质学习项目品牌。” “未来终身学习关键词一是‘服务’，二是‘融合’，我想未来重点任务一是自下而上建立各种线上、线下的一体化学习平台，实现教育资源的大融通与大融合；二是自上而下建立各级各类终身学习推进机构，具体落实精准化服务举措；三是构建一支从事终身教育的专业化队伍，尽快建立专业化人员的培养机制、岗位准入基准以及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评价考核制度。”吴遵民分析道。（记者周世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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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计划”全面启动十周年 “我的国培故事”征文活动 开启
新华网北京8月17日电 今年是“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简称“国培计划”）全面启动十周年。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指导下，“国培计划”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执行办公室、《中国教师报》、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高等教育出版社教师发展中心联合举办“我的国培故事”主题征文活动。 征文活动围绕“国培助力成长”主题，邀请各地“国培计划”学员、教员等，回忆自己参与的难忘故事，讲述在“国培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经历、感受、思考，分享“国培计划”给自己带来的成长和启发。征文要求讲述自己的国培故事，分享自身和团队成长经历，内容真实，情感真挚，注重细节，积极向上，须为未发表过的作品，体裁不限，字数在2000-5000字之间。 据了解，征文时间将持续至2020年9月30日，投稿邮箱为weiyanguopei@gpjh.cn，须在邮件主题注明“国培征文”字样，并附作品对应文档注明文章标题、作者真实姓名、单位、职务/职称、邮箱、电话等。征文经过遴选将在“微言国培”微信公众号、《中国教师报》以及《“国培计划”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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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如何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
8岁儿童，拿着父母手机偷偷充值数万元网络游戏币，父母发现后可以要求游戏平台返还吗？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界限会不会进行调整？5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进入半程，伴随着代表团小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的进程，会内会外对民法典（草案）的关注快速升温。 正在接受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 “从摇篮到坟墓”，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关乎亿万家庭幸福安宁的未成年人，又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对其相关权益的体现和保护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不久的将来，民法典将给未成年人的生活和成长带来哪些影响？ 一张未成年人的“法律身份证” 最近一段时间，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高额打赏网络主播，父母却无法追回款项的案例，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该如何看待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 “如果未成年人未满8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网络打赏行为是无效的，监护人可以要求返还；对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打赏行为需要根据心智成熟状况来区别对待。”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作出了解释。 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第十九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民法典中，这是前提性和基础性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王轶表示，一方面，对于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来说，相关事务由其监护人决定，监护人具有相应的年龄、智力优势，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可以避免未成年人权益遭受损害。另一方面，年龄由过去的10周岁降到8周岁，其实赋予了8周岁到10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更多的民事权利，给予了他们一些自由决定的空间，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尊重。 在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看来，这条规定相当于赋予了未成年人一张“法律身份证”，对未成年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行为能力范围给予了更清晰的界定。 从10周岁到6周岁再到8周岁，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门槛经历了一次次前后位移。王轶回忆，198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定为10周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成年人的生活条件、心智成熟度有了很大提高，下降年龄成为法律界共识。 “是下降到8周岁还是6周岁，当时存在很大争议。”王轶说，考虑到6周岁的孩子刚上小学，没有积累起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而8周岁的孩子大多上三年级，已经有能力处理一些跟自己年龄、智力相适应的事务了，最后将年龄定为8周岁。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贯穿始终 父母患病确诊后被隔离，留下孩子独自在家无人照料。疫情期间，类似情况该如何解决？ 结合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草案）对监护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这条规定特别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明确了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理念的彰显。”陈海仪表示。 不仅是在紧急情况下，在陈海仪看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理念贯穿整部法典始终，涉及监护、收养、遗嘱继承各方面。比如，当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时候，民法典（草案）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收养制度的完善也是民法典（草案）的一大亮点。“扩大被收养人的范围，删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不满14周岁的限制，修改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草案说明中的这句话让长期跟踪调研收养制度的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感到振奋，近年来方燕多次呼吁扩大收养人年龄范围。 “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应该成为收养盲区，他们也需要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方燕认为，将被收养人范围放宽至所有未成年人，将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以往的收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满足没有孩子的收养人的利益，这次明确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告诉记者。 为进一步强化对被收养人利益的保护，草案在收养人的条件中还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 “还应该建立收养后跟踪监督机制，因为很多侵害行为都发生在收养关系成立之后。”方燕建议，建立收养关系后，应当由专门机构长期跟踪了解孩子的生活情况；借助大数据等技术优势，逐步建立全国联通的收养信息系统。 为性侵筑起“防火墙” 近年来，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不时曝光，牵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第191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 “这就意味着年幼时遭到性侵，18岁后仍可提起诉讼并得到保护。”王轶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然而现实中，一些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中，因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可能没有意识到行为的危害性；有的甚至是熟人、近亲属作案，不敢通过法律寻求保护。 如果按照以往诉讼时效的规定，孩子成年后再去寻求法律救济，很可能面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被动处境，当初的加害人得以逃脱法律惩罚。 “这条规定也是对不怀好意的成年人的一种有力震慑，不能因为孩子年幼无知就伸出罪恶之手。”陈海仪说。 性骚扰也是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第1010条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记者注意到，此前草案的表述是用人单位，并未列举单位类型。 不少法律界人士表示，目前发生在校园、托幼机构的性骚扰事件有上升趋势，这样的修改能进一步明确负有防止性骚扰责任的单位范围。 这条规定也给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会期间，她提交的“未成年人相关工作岗位禁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的建议，得到了上亿的网络点击量。 “不仅仅是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活动中心，也容易成为性骚扰的场所。建议在法条中强调这类教育机构的职责。”刘希娅表示。此外，她还建议，加强未成年人预防性侵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民法典为未成年人撑起了‘保护伞’，应该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让他们掌握基本的法律素养，明白公民的行为边界在哪里。”最近，陈海仪在媒体上开设了“代表课堂”，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向孩子们普及民法典，希望法治的种子能够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记者 焦以璇 柴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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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拳打通教师队伍建设机制性梗阻
12月16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中央编办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管理有关政策情况进行了解读。 “教师减负这个现实问题、师德师风建设这个根本问题，以及教师编制管理这个关键问题，都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布和在发布会上表示，系列政策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力求破解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中的机制性梗阻，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坚实保障。 教师减负必须厘清责任、刚性治理 《若干意见》从6个方面提出20项务实举措，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减负、怎么来减负、重点减哪些负以及由谁来减负4个问题。 “教师的主业是教书育人。给教师减负，实际上就是让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教书育人的主业上去，放到立德树人的使命上去。”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为教师减负既是遵循教育规律的内在要求，更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若干意见》从老师们反映比较强烈的不合理负担入手，提出了减负的路径。”任友群介绍，首先，分类治理，从源头上查找教师负担，大幅精简文件和会议。其次，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区域、城乡、学段等不同特点，避免“一刀切”。再其次，标本兼治，治“标”，就是要突出重点，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事项；治“本”就是要协调好学校管理与教育教学的关系，提高专业水平。最后，共同治理，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要形成合力，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减负不等于没有负担。”任友群介绍，《若干意见》明确了要减掉的是中小学教师不应该承担的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并从老师们反映比较强烈的不合理负担入手，重点减少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社会事务进校园、报表填写工作、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确保对中小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 对于谁来减负的问题，任友群指出，“中小学教师面临的额外的工作负担来自方方面面，必须厘清责任，坚持刚性治理。”省级党委和政府要根据意见精神，列出具体减负清单；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宣传引导、督促落实；教育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教育督导部门要加强督导。 发布会上，浙江、陕西分别介绍了两省在教师减负方面的经验。“曾有教师到省里评职称时，送过来一麻袋材料，而真正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却很难在中间得到充分的体现。”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丁天乐介绍，2017年起，浙江在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中规定，申报教师填报的论文或课题总量不超过5个，非教学方面的奖励不超过5个，大幅度减少了论文、课题数量。2018年起，浙江试点探索了中小学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此举简化了评审环节，减少了材料数量。 陕西省则通过实地调研，掌握了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五类情况，进而梳理出增加教师负担的四大类非教学任务，并制订了严格控制涉及学校的检查评估项目、实行社会事务进校园审批制、精简规范各类填报工作、严格控制借调教师、规范各类教师培训等“五类措施清单”16项整改措施，重点规范教师培训项目、评选评估和竞赛管理、申报事项和各类报表三类行为。 教师减负工作涉及多部门多领域，《若干意见》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严把审批和报备关口。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要把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纳入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督导之中，省级教育督导部门要把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作为教育督导和开学检查的重要内容，确保举措落地见效。 15项举措全方位构建师德师风建设新格局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及任务举措，提出经过5年左右努力，基本建立完备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和有效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意见》从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将师德师风建设要求贯穿教师管理全过程、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15项举措，全方位构建师德师风建设新格局。 “总体思路是内外机制共建，一方面内强素质，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通过强有力的举措实招和制度建设，全面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外塑环境，通过提升教师地位、加大教师权益保护，创设良好从教环境，提振师道尊严，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意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将日常教育作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点，通过课堂育德、典型树德、规则立德，将教师的师德涵养与教育教学工作、立德树人实践结合，在育人实践中锤炼高尚道德情操。 “思想政治学习和师德素养提升面向全体教师，没有例外者。”任友群介绍，《意见》的一大亮点在于注重日常管理，将师德师风要求融入教师管理各环节。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做在日常、严在日常，在教师的招聘引进、考核评价、日常监督与违规惩处等方面，强化师德师风要求，突出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意见》第一次对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要求，从提高教师地位、保护教师权利、加强尊师教育、鼓励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系统举措，为教师营造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良好环境。”任友群表示，这是对师德师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为推进师德师风建设任务落到实处，《意见》强调，要把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弘扬尊师重教传统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夯实学校的主体责任，学校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建立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我们同时也要正视仍有个别教师顶风违纪的现实，通过严格的监督考核进行约束，通过严肃的处理措施坚决惩处，使违规者付出代价，严重的要终身禁止从教，切实起到警示震慑作用。”任友群说。 2018年11月，教育部印发了新时代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随着此次《意见》的印发，从国家层面构建起了规范教师职业行为与指导师德师风建设整体工作相结合的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 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管理 “在研究测算和分析基础上，我们总体认为，当前我国中小学教职工队伍总量已经不小，基本能够保障中小学教育发展总体需求。”中央编办四局巡视员、副局长田中介绍，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研结果显示，城市和农村、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甚至同一学校的不同学段之间，因为人员编制配备不平衡、编制调整不及时、人员流动不畅等问题，结构性缺编、缺员问题也比较普遍。个别地区还存在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量未达国家标准、一些新建学校编制配备不及时等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四部门就关于进一步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管理出台了有关政策意见。总体要求是，坚持总量控制，增减平衡，在现有事业编制总量内按照标准及时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满足发展需要；坚持优化结构，统筹调剂，综合需求变化动态调整不同地区、城乡、学校及学段间中小学人员编制配置，提高使用效益；坚持存量挖潜，保障需求，盘活用好现有事业编制资源，优先满足中小学教育需要；坚持创新管理丰富供给，通过购买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等，推动中小学教育服务提供方式多样化。 “重点从教育系统自我挖潜、事业编制总量统筹、管理服务方式创新三个方面入手。”田中说。 田中介绍，首先应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育系统人员编制效益，从内部挖掘潜力、盘活存量。一是结合地方机构改革，稳步推进教育系统职能弱化、任务不饱和、规模较小的事业单位整合撤并，精减收回的编制资源统筹用于补充中小学教育需要。二是结合城镇化进程、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优质教育资源均等情况，优化各级各类公办中小学教学点的设置，合理配置人员编制。三是根据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城乡区域人口流动等情况，加强教师交流轮岗，推动人员和编制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及学段之间动态调整。 其次，统筹事业编制，优先保障中小学教育需要。通过挖潜创新精简机构编制，统筹调剂保障基础教育，落实编制标准。加强管理严格编制使用，补齐缺口满足发展急需。 田中表示，各地要结合实际，挖潜调剂出来的事业编制资源，优先用于补充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加大教职工编制统筹配置和跨市县调整力度，结合实际切实将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落实到位。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原则上以省为单位每2—3年按照标准调整一次，市、县根据生源变化情况可随时调整。从严查处中小学教职工“吃空饷”占用编制等问题，严禁公办学校在编教师长期到民办学校任教，严禁长期空编和有编不补、编外用人等。 此外，政策还提出创新管理方式，增加服务供给。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政策在创新人员管理和培养考核方式，合理保障经费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举办教育事业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以县域或上一级行政区域为单位，统一核定教职工编制并配备人员，跨学校统筹使用教师，提高人员编制效益。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利用高校、培训机构等社会资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补充中小学社会实践等课程和教学辅助力量。（记者 王家源 见习记者 林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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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学院强化党政班子联系基层制度
江西省九江学院近日全面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学校发展实际，精心部署工作，力求主题教育高质量、有特色、走前列。 学校党委把抓好理论武装作为重中之重，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结合实际进行学习交流研讨，深入研究学校事业发展的重大课题；举办党支部书记和新任处科级干部专题培训班，用红色文化感召心灵、砥砺初心。 新学期伊始，学校党委进一步强化党政班子成员联系基层、青年教师制度。进一步明确了班子成员本学期为大学生讲授思政课，参加支部活动、学生双体验日和师生代表座谈会，与二级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谈心谈话、联系青年教师等工作的量化标准及要求，通过深入基层联系师生的机制安排，坚守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引导广大学生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九江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大学生志愿服务基地”在庐山市白鹿镇玉京村挂牌成立。这是学校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功能，积极开展主题社会实践，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该校组织2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围绕乡村振兴、文明城市创建、理论宣讲、文艺下乡等内容开展基层调研，广泛开展社会实践。（通讯员 冯健 记者 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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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布学生梯次返校计划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开学安排。全市中小学将按照先中学、后小学，先起始年级、毕业年级，后其他年级的顺序梯次开学。 中小学开学之后，北京全市幼儿园分两批开园，按照先大班、中班，后小班的顺序分两批开园。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即日起可向审批机关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恢复线下课程和集体活动，但必须满足防疫的标准和要求。 高等学校（含高等职业院校）自8月15日起，具备校园疫情防控条件的高校，结合小学期安排，可组织学生分期分批、错时错峰返校和新生报到。其中，疫情低风险地区学生可持健康绿码返校，中风险地区学生可持7日内核酸检测报告返校，高风险地区学生暂不返校。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处长寇红江介绍，市教委建议大学生核酸检测在本地进行，费用由学校负担。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奕说，北京高校类型层次多样，京外生源比例较大，各校招生工作节奏差异大。因此拉长学生返校报到的战线和时间，既能够确保开学工作稳妥有序进行，又能够分散进京人流，避免形成进京返校短时间内的大人流。目前，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已经对各高校每日返京学生人数作了详细的统计规划，在前期健康监测、接站、入校安排等环节做了充分准备。 新学期，北京市教委会同卫生部门明确了校园防疫标准。制定完善了三级应急响应级别下，各学段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及开学条件评估要点，指导各级各类学校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做好校园防疫工作。 与此同时，北京仍要求大、中、小学师生员工在校期间坚持佩戴口罩，严格落实师生员工手卫生措施。校内户外活动在不聚集、不接触的前提下，可不戴口罩。（记者 施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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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因贫辍学成为历史
及时上传当日到校学生数据，是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吹麻滩小学校长董彩云日常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2019年，甘肃省教育厅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发了甘肃省控辍保学动态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各级负责人可根据管理权限实时掌握乡、县、市、省各级数据，及时发现疑似辍学学生并及时采取控辍措施。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就教育系统而言，义务教育学生因贫失学辍学问题也将得到历史性解决，这是“义务教育有保障”的标志性成果和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也是打好控辍保学这场命运之战、未来之战、振兴之战、长治久安之战的意义所在。如何在今年确保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义务教育有保障”的合格答卷？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瞄准目标 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做好控辍保学、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是贫困家庭实现顺利脱贫、稳定脱贫的重要保障，事关脱贫攻坚大局，也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扎根山区教育事业近4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负责人支月英，深知教育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性。因此，她曾多次前往学生家中劝说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 受办学条件、地理环境、家庭经济状况和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地方仍存在义务教育学生失学辍学问题，老少边穷地区尤其突出。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四川凉山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孩子的上学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些地区，原有建档立卡失辍学学生虽已基本劝返，但部分学生反复辍学的风险仍然较大。今年的主攻方向仍然是确保7至15周岁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无一失辍学。”曾多次前往凉山州调研的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教育厅原厅长朱世宏告诉记者。 “义务教育有保障，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底线目标之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认为，“三区三州”和52个未摘帽县是控辍保学最后的“硬骨头”，要将资源、资金、政策向这些地区倾斜，确保适龄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针对已脱贫人口中存在返贫风险的人口，须加强跟踪监测，补齐短板漏洞，防止其中的适龄儿童出现新的辍学。 新冠肺炎疫情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加试题”，也是影响脱贫质量的不确定因素。“受疫情影响，控辍保学核查工作难以全面开展。由于学校普遍通过线上方式教学，对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失学辍学情况的核实带来一定影响，学生实际在学情况的掌握存在‘死角’‘盲区’，相比于学生在校期间的核实，准确性还有差距。”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表示。 明确责任 织密联防联控大网 在四川凉山州会东县拉马乡，政府工作人员排查发现，有13名儿童因随父母远赴新疆务工导致失学。基层干部随即组成护苗行动小组，开启一场跨越3400公里的劝返之旅。 朱世宏表示，推进控辍保学工作关键是要夯实基层政府控辍保学责任。 在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原厅长王绚看来，控辍保学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教育、扶贫、公安、司法、人社等多部门力量，各部门加强合作，实现无缝对接。要加强联防联控，形成社区（乡村）、乡镇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家长、学校的控辍保学联防联控网络。 在青海，各市州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控辍保学工作领导小组，以县为单位建立各相关部门参与的联控联保机制，以乡镇为主体实行“一县一策、一乡一案”。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制定出台了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安置考核评估办法，将控辍保学纳入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领导考核内容。 朱世宏表示，从长远来看，要加强台账管理，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比对，及时全面排查摸准失辍学情况。四川通过民族地区控辍保学动态管理系统，实行失学辍学个人信息实时入库、动态监控、逐一劝返销账，已实现控辍保学全程动态管理。 控辍保学离不开家长的参与配合。“确保适龄儿童受教育权不单是国家责任，也是公民义务。”王绚认为，督促家长履行监护人责任，一方面要了解贫困家庭实际困难，给予政策倾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家长监护人责任的落实力度，提高家长依法保障适龄子女入学就读的积极性、自觉性。 精准施策 确保复学学生学得好 坚决不让一个孩子辍学，精准帮扶，让每一个适龄的孩子都得到合适的教育，是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周口市李灵希望小学校长李灵一直坚守的信念。在李灵希望小学，8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有些是孤儿，有些来自单亲家庭。李灵的细心呵护，让校园变成温暖的家。 “一般来说，缺乏家庭关爱和约束的孩子更容易辍学。”李灵说，对于这类孩子，需要及时了解家庭情况，关心孩子的思想状况，更加仔细地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变化，及时疏导情绪压力，让他们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教育脱贫攻坚越往后，扶贫需求差异往往越大，对不同人群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支月英认为，要重点关注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残疾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进一步完善资助政策，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王绚认为，要树立问题导向，针对劝返生实行“一人一策”，不断创新教育手段，让学生留得住、学得好。 对于复学学生，青海省坚持分类施教，对失学辍学时间长、年龄大的学生，采用普职融合形式，送入中职学校就读或集中编班教授基础知识和实用技能；对失学辍学一年以上、年龄较小的学生，先以单独编班授课形式集中补课，待学习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编入普通班级就读；对失辍学时间较短的低年级学生，编入相应班级随班就读。 为了改变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读书的观念，董彩云走访了许多家长，得到新的启示：“如果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上去了，管理水平上去了，我想条件再苦，家长都不愿意让孩子没书读。” 董彩云认为，要从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入手，提升学校的吸引力。加大教师培训投入，继续丰富培训的方式方法，搭建好的师资培训平台。加强东西部协作互动，让西部地区的教师有更多机会走出去，从外部吸收营养，更新教育教学观念。（记者 焦以璇 柴葳 林焕新 余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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