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

　　浙江精神是浙江发展的动力，也是浙江地域文化个性和特色的表达。浙江精神是浙江的“根”和“魂”，是推动浙江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柱”，蕴含着浙江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好家园的初心愿望。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发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署名文章，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概括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12个字。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结束之际，对浙江提出了秉持浙江精神的新要求：“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发展历程

　　浙江精神，就是浙江发展的动力，是充满地域文化个性与特色和特有的价值取向。

　　2000年，浙江提炼出的浙江精神是16个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

　　2006年，浙江又把浙江精神再次提炼为12个字：“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

　　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提出了“秉持浙江精神”的新要求：“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文化底蕴

　　历史传承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新时期新阶段，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浙江精神，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创造热情，开辟更加和谐美好的未来。

　　沧海变桑田七千年探索求真务实之路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滕复将记者带入了这样一幅历史画面：大约在7000年前，大海对浙江的最后一次入侵达到最高峰，浙江沿海平原的绝大部分区域成为一片汪洋。

　　很难想象，中华先民是以怎样的意志，在这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创造“沧海桑田”的奇迹，在一片盐碱的滩涂和沼泽洼地上，逐渐开辟出可耕种的水田，开垦出富饶的平原。河姆渡等地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的浙江先民已经能够建造木结构房屋，在地势高燥处定居，并将生产方式由渔猎转为稻作农业。

　　“长期身处逆境的奋斗经历，让‘古浙江人’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和品格。”滕复说，具有7000年悠久历史的浙江文化，深刻地展现了浙江人民独有的生命品质、价值观念和人文风采，其中，“求真、务实”是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中最重要和最有个性的部分。由于浙江先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他们必须吃苦耐劳、务实开拓，才能赢得生的希望。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俊指出，求真务实、强调主体自觉的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浙江先民的生产实践中，而且集中反映在浙江学者的学术成就中。

　　早在东汉，王充就对当时散布虚妄迷信的谶纬之学、虚论惑众的经学之风，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提出“疾虚妄”、“重效验”，主张认识必须以事实为对象，同时以效验来证明，做到“订其真伪，辩其虚实”，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

　　南宋时，浙中金华成了全国的学术中心。几次大的移民潮带来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和思想，但浙江学者不迷信权威和经典，总是结合生活现实提出自己的观点，宏扬“求真、独立”的科学精神。

　　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曾说：“物之所在，道则在焉。”他指出，必须从具体事物中总结出规律和原则来。永康学派同样强调学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其代表人物陈亮就主张从实践的结果看待是非，判定能否，“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够，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

　　明代，王阳明创立心学，鼓励人们摆脱理学的束缚和教条的蒙昧性，主张知行合一，对主体精神和人的自我意识大加肯定，再次彰显了浙江精神中务实、自觉的理性。此后，黄宗羲以其朴素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思想，成为明清之际思想解放的最重要代表。近代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马一浮“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诤言，都可以看出浙江学人一以贯之的“求真务实”的文化基因。

　　“高帆斜挂夕阳色，忽橹不闻人语声。”南宋诗人陆游用诗歌记录了古代浙江人的实干精神，只见“忽橹”，“不闻人语”，正是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社会实践的生动体现。“低调行事，讲求实效”，源自先人不断的积累和申发，却让浙江人世代受益。

　　兼容与并蓄以开放心态应对创新挑战

　　何俊在访谈中指出，浙江历史文化的发展既是浙江人在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传承与丰富，也是一个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过程。面对中原文化的强势影响，浙江人必须在开放的过程中学会与强者共舞，因此，自主创新历来是浙江文化界的一个重要命题。

　　滕复也认为，浙江精神中融入了大量中原文化的因子，但同时又保持浙江文化固有的特色，呈现“兼容并蓄”的特色。他告诉记者，浙江精神的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引进来”，更明显地表现在“走出去”。

　　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和人口压力的渐增，一部分分散在浙江沿海的中华先民人顺着季风、沿着海流，向日本列岛和南洋列岛等地迁移，这就是《越绝书》中提到“内越”和“外越”的由来(汉史所载“百越”乃是炎黄部落散居在江、浙、闽、粤沿海的同宗不同支流)。“百越”部落数千年不断向外迁徙，使得包括中国南方在内的整个东亚和南亚，都受到古越文化的影响。

　　唐宋以后，浙江已然成为东亚文化的集散地。何俊介绍说，日本东京大学日前启动了一个计划历时5年、投入近1亿元人民币的项目，研究宋代以后宁波在东亚文化交流中起到的枢纽作用。这也说明，宋代以后，浙江精神是在开放式的环境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对内吸纳内陆文化、对外吸纳海洋文化。

　　到了近代，浙江人的开放精神仍然让人印象深刻。上海甫一开埠，就有大量船员、木匠、洗衣工等来自宁波的劳务人员来到沪上。最为称道的就是奉帮裁缝，他们发奋图强，执上海服装业牛耳，做出了中国第一套西装和第一套中山装。

　　勇于“走出去”的精神，在早期是浙江人为改善生存环境而作出的现实选择，在后来则造就了浙江精神中日益浓厚的“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众多的侨民、侨乡，使得浙江具有了更多利用“拿来主义”的机会。特别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走南闯北的浙江人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让浙江经济发展写下了众多“全国第一”：发放个体工商执照、建设新型农民城、建设城镇专业市场……

　　历史启示我们，“开放创新”的文化因子，与“求真务实”一起，构成了当代浙江精神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也是未来浙江社会能否成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最强地区的关键所在。

　　自强而不失温和

　　和谐精神映衬人生情怀

　　“哪里都有浙江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浙江先人卧薪尝胆、励志奋发、“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强精神得到发扬和继承，浙江人似乎从不为困难和逆境所折服。专家同时指出，浙江精神中具有自强而不失温和的文化因子，造就了和衷共济、天人合一、人我共生的人生情怀和精神品质。

　　总体而言，浙江在历史上一直属于社会较为稳定的地区，人们性情较为温和，善于接纳外来族群，注重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无论是历代西湖的疏浚，还是各地水利设施的建设，都反映出人们在建设社会共同体时的积极心态，政府和民间有着良好的互动。

　　何俊说，因地制宜是浙江人面对环境时的基本态度。历史上，长兴人就探索出建设实用小型堤坝的方法，既可以在洪水期间起到蓄洪作用，平时又可用于灌溉，村与村之间在水利设施的维护方面体现出良好的合作。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

　　尤为难得的是，浙江历史上就具有贫富间相互扶持的传统，仁爱、和谐的氛围十分浓郁。世称“陶朱公”、被尊奉为中华商主的范蠡，在19年经商中三次赚得千金财富，并将之“分散于贫交疏困弟”，实现了“人富而仁义附”的境界。他的善举，可谓是浙商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发端。滕复将浦江郑义门视为浙江精神中“和谐因子”的典型凝结点。郑氏家族合居共炊长达15世，历宋、元、明三朝，长达330余年，以孝义持家，名冠天下，“江南第一家”的美名持续至今，仍然是浙江人主张“人我共生”的典例。

　　浙江精神中蕴涵的人与环境、人与人和谐共存的文化因子，映衬出浙江人美丽的人生情怀。当我们观赏河姆渡原始艺术中驯服的猪羊、敏捷的飞鸟、颗粒饱满的稻穗、光辉夺目的太阳等纹饰、雕刻时，不难感受到先人热爱自然、赞美自然的情愫。白蛇传中人妖感人的爱情，梁祝故事里化蝶的美幻，无不是这种美好情愫的民间表达。这种情怀，也将成为我们进一步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动因。

　　义与利双行

　　历史积淀启迪诚信浙江

　　“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文化因子，使得浙江素来具有重商的氛围。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通过发展商业来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质被浙江人看作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的不拔之基。

　　东汉的《越绝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周朝诸侯之一的越王询问国策时，计然建议让多余的粮食流通起来，让商家得利，从而实现富民强兵，由此产生了最早的“农商并举”的思想萌芽。先秦这种“农末俱利”的观点，后来演变为黄宗羲“工商皆本”的思想，对于冲破儒家重农轻商的迂腐价值观起到了重要作用。

　　何俊告诉记者，虽然浙江的商业文化十分发达，但是浙江学者强调“义利双行”，浙江精神中“诚信”的文化因子向来就很丰富。

　　专家指出，永康、永嘉学派尚功利，崇事功，但并不是就功利论功利，就事功而言事功。他们所谓的“功”，既指治国安民的实际功效，又指与“立德、立言”并列的“立功”的人生价值旨归。高举“事功学说”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提出“义利双行”的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均曾痛斥精于盘算、惟利是图的策士谋臣，强调其所追求的“利”，是“立国本”和“活民命”的利，他所企慕的事业，是合乎“天道人心”和“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事业。

　　在“义利双行”的价值旨归中，历代浙江商人建立起了讲义守信的朴素诚信观。先秦的“陶朱公”范蠡就信奉“务完物，无息币”和“无敢居奇”、“正心求也”，也就是货物要保证质量，不囤积居奇，经商获利，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度。

　　至今仍是国药老字号的胡庆余堂，自建立起就奉行“戒欺”的经营理念和商业伦理，主张“采办务真”、“真不二欺”。其创办者胡雪岩奉行诚信经商的道德准则，认为“有诚信便能立世，无诚信则会失世”。

　　同样，曾创下50个“全国第一”的“宁波帮”企业家，产生过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工商巨子的湖州商人，之所以能取得骄人业绩，也是因为秉承了浙江精神中“诚信”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经过世代的历史积累，已经对现代诚信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是为了更深远地启迪未来。在探寻“浙江精神”的文化因子及其历史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浙江精神以她那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不断地处于丰富和发展之中。惟有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历史渊源的活力所在，我们才能自然而然地对浙江精神进行审视和充实，促使其不断发展，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