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探讨党的思想路线的渊源，实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溯源。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实事求是”思想一方面源于中国儒学重视实践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有着深厚的渊源。

　　“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词汇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对“实事求是”思想根源的研究，则主要从考据学的角度，溯源其文献出处，探讨其原本之义。然而，作为考据学治学方法的“实事求是”，从其意义上来说，主要是指面向书本的求真务实之治学态度，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精神实质上寻求“实事求是”的思想渊源。有学者认为，从精神实质方面来看，“实事求是”思想主要包含了面向现实，一切从现实实际出发，将理论运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经世务实之精神，并将其溯源至湖湘文化重视实践的经世务实传统。其实，儒家一直就很重视实践，并强调以实践检验人言之真假。因此，与其说“实事求是”的湖湘文化渊源，倒不如说“实事求是”的儒学渊源。此外，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事求是”除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外，必然也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和立场相结合。因此，笔者认为，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实事求是”具有三重渊源。

　　“实事求是”的文献之源与求真务实之义

　　从目前的考据来看，“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在称赞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时说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①这里指的是刘德热衷于收集先秦旧书，并以此求其真，主要是赞扬刘德在做学问时的那种求实精神。后来，唐代学者颜师古在做注时，将“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实事，每求真是也”。所谓“务得实事”就是指做学问一定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而这个事实根据就是先秦旧书之记载，也就是说，“求真”就是要埋头故纸堆然后在此寻其根据，当然这主要是指研究历史文献、文物时的一种严谨治学、务求真谛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明清以来，这种治学方法和态度渐渐地演变成了考据之学，尤其是清代，这一考据学的治学方法成为了标志。梁启超曾说道：“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清代考据学之盛行由此可见一斑。刘师培把清代这种考据学之治学方法总结为：“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②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作为考据学之治学原则，其意义指的是治经方法和治学态度，这里所讲的“实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客观事物，而是指古代的文本;这里所说的“是”也不是指客观规律，而是“是非”意义上的“是”，即从古代文本中求得其“是”。就这一意义而言，“实事求是”只对古而不对今，只面向文本而不对待现实，其实践向度并没有得到自觉彰显。

　　儒学重“行”精神与“实事求是”的实践要义

　　如前文所述，将湖湘文化之经世务实作为“实事求是”之思想渊源不完全正确，早在儒学创始之时，就体现了“实事求是”思想。提到儒家，就不能不想到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论语》。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于“行”，即实践的重视。比如，《论语·公冶长》中，孔子提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里所说的“行”，是指行为，即实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仅要听他人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做了什么。亦既是说，要用“行”，即实践来检验其“言”，实践才是检验他人口中所言之事是否为实、为真的标准，这也就包含了“实事求是”思想。再比如，孔子在《论语·里仁》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古时候的人们不会轻易地把话说出口，因为他们怕自己的行动跟不上来，导致说到而做不到。而这种言过其行的行为，孔子认为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这里体现了孔子强调言行一致、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

　　如果说上述孔子的“实事求是”思想的实践要义还只是停留在追求言行一致的道德实践的话，那么战国时期荀子的“实事求是”思想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人是有能力认识客观事物的，客观事物可以被我们所认识。那么，如何才能认识客观事物呢?他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就是说，我们必须与客观事物相接触(即“合”)，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拥有才能和知识。荀子的这一论述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认识事物及其规律时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其后的发展中，儒家思想虽然分流出不同学派，但这种重视实践、经世致用的精神传统一直未变。

　　由此可见，包含了实践要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渊源并不是湖湘文化，而是儒家本身的重“行”之精神，这一思想实质比“实事求是”这一词汇出现的还要早得多。

　　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

　　当然，中国古代的“实事求是”思想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实践”要义，但是，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之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实事求是”思想必然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就是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其未发表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③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一原理、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④并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1937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阐释。在随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被逐步确立下来。

　　从“实事求是”的内涵及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及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其渊源应该有三个，即文献之源、中国儒家重“行”精神之源及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