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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确立到六届六中间，毛泽东以自己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卓越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才能、非凡的理论创新成果、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最终赢得了全党的信任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本文就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由确立到巩固的历史过程进行一些探讨。

　　一、毛泽东以卓越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才能，使自己在红军中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

　　1.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以来的巨大损失，毛泽东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4年10月，毛泽东随中央红军开始了艰难的长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开始后不断遭受的巨大损失，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失利，引起了广大红军将士对临时中央和军事决策者的怀疑和不满，更不断地震撼着毛泽东的心灵。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毛泽东再也无法沉默了。他和王稼祥、张闻天(洛甫)一起行军途中，共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先后得到他们的支持，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随后，毛泽东又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被采纳，使红军从此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在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在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上，毛泽东力主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被会议以《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下来。

　　2.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围绕军事指挥问题，作出了调整党和军队领导的几项重要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査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成为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次会议解决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端危急的紧要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2月5日，在川、滇、黔边境的鸡鸣三省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进行常委重新分工时，大家都希望毛泽东来主持工作，但毛泽东力荐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自己来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并“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一个重大变动。从此，毛泽东就对红军有了直接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3.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地位得到巩固。

　　但是，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这时还并不巩固。3月10日，张闻天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攻打鼓新场。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不打。尽管毛泽东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但还是未能说服大家。处于孤立地位的毛泽东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了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同时，毛泽东刚担任6天的前敌政治委员也被撤销了。当晚，“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并再次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地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说服与会者，使红军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随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3月12日，“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而新三人团的团长是周恩来。但是，周恩来由于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军事失利负有一定责任，而且随着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认识的逐步提高，他便自觉地将军事指挥权转移给毛泽东。毛泽东事实上成为新三人团的核心。

　　在确立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过程中，会理会议也是重要的一环。鸭溪会议之后，不少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神机妙算的战法不理解，产生了不满情绪。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了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的任务是“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的错误意见”。林彪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求撤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严厉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毛泽东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会理会议对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为统一全党全军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认识，对维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被越来越多的将士所信服所接受。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声东击西，艰难征战，不仅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而且还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2月7日，中革军委在陕北保安对领导人进行了重大调整，组成了“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的新的中革军委。至此，毛泽东担任了中革军委主席，才从职务上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的军事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的真正统帅。

　　二、毛泽东通过艰辛的理论创新，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从思想理论上解决了党所面临的各项重大原则问题，对取得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和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毛泽东发奋读书和著述，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势和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毛泽东开始思考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存在的种种和理论概括。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所面临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局面，迫切需要对新的形势、新的变化作出科学的分析判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而党内的思想并不一致，存在着很大分歧。“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于是，毛泽东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解决这些事关中国革命重大原则问题的历史使命。他不但大量收集和潜心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著作，而且投入巨大的精力，发奋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着，以惊人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创新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始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的经验教训。

　　2.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以前的几篇重要著作，对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起了重要作用，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作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从1935年底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实践论》和《矛盾论》(1937年七八月间)、《论新阶段》(1938年11月)等著作。这些重要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科学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剖析了主观主义尤其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表现、危害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战争观和方法论，揭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基本战略和策略，这些都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作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他指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党的基本的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党的工作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战争，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他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着重批判了1931年至1934年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

　　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哲学总结，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者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后来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延安整风，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著名论断，这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相持阶段，指出在这个新阶段中，我们必须要有新姿态，“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提出“今后抗战的总方针”就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要求全党切实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并且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

　　3.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几篇重要著作，全面地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为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甚嚣尘上的对日妥协投降的空气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等反共论调，同时也为了启迪和帮助王明等人逐渐认识自己的右倾主张和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囯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于1939年1940年之交，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等几篇重要著作。毛泽东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和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第一次深刻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它不仅回答了当时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飞跃，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它不仅为全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而且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成熟。

　　毛泽东在理论创新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卓越建树，不仅解决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以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也无情地驳斥了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教条主义者们在中央苏区时提出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和“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高论，为后来最终战胜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取得延安整风的胜利从理论上和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三、毛泽东以非凡的政治智慧，战胜了王明右倾主张的严重挑战，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1.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上，根据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是以毛泽东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上，正确地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从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些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能够把握时机、驾驭全局的卓越领导才能。

　　但是，随着王明的回国，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2.面对王明右倾主张的严重挑战，毛泽东镇定自若，巧妙应对，同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等人乘坐的苏联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在王明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和另一个口头报告中，多次不点名地严厉指责和批评毛泽东。

　　由于王明当时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又善于利用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崇敬和信赖的心理，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作报告、发表演说，并极尽卖弄、煽动之技能，加上这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抵抗，会议期间正值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南京、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所以，他的报告、演说及其教条主义的右倾思想，对与会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产生了动摇，还对自己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在这次会议上和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王明的右倾主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占了上风，对毛泽东形成了严重挑战。同时，也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当时，他就对前去看望他的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后来，在延安整风时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到这次会议时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由此可见，王明的右倾主张给毛泽东造成多么大的压力，对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造成多么严重的威胁。

　　但是，由于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同志的抵制，十二月会议没有使王明的右倾主张形成决议。但王明同康生、陈云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还决定召开党的七大，并决定由王明作七大政治报告、毛泽东作中央工作报告。这一决定显示，此时毛泽东在同王明右倾错误主张的斗争中已处于劣势地位。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王明应蒋介石之邀去了武汉。党中央要求他见过蒋后，立即返回延安在党中央工作。但在莫斯科时就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的王明，到了生活条件比延安不知优越多少倍的武汉后，就擅自留在了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而且，更加肆无忌惮地发表文章、作演讲，到处鼓吹他的右倾主张。

　　随着国民党中右翼势力反共活动的抬头、反共事件的增多，王明的右倾主张到处碰壁。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王明在会上还是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认为“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适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对于王明的这些错误主张，毛泽东还是采取了同十二月会议基本相同的策略，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进一步阐述和强调了战争的长期性，“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同意争取外援，但主要是要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要坚决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毛泽东还提出七大召开的时间“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还强调了大力发展党员的重要性，“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

　　王明回到武汉后依然我行我素，而且做了许多违背中央指示和决定的事，给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中央政治局的许多同志开始意识到王明右倾错误主张的危害性，并逐步信服和接受了毛泽东的已经实践检验的正确主张。

　　3.由于在军事、政治、理论诸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卓越才华，毛泽东终于赢得了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

　　就在三月会议上，中共中央接受王明的提议，决定派任弼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全面工作汇报。明眼人都清楚，在同毛泽东的较量中，王明既想拉拢也曾经在苏联学习过的任弼时，又想通过任弼时向共产国际的汇报，取得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支持，从而彻底挤垮和压倒毛泽东，使自己成为中共中央的真正领袖。

　　然而，王明万万没有想到，具有高度政治原则性的任弼时，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他在1938年4月14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并在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同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随后，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向世人清楚地表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

　　7月初，季米特洛夫同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和接替王稼祥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弼时谈话时明确地指出：“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在9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毛泽东也充分肯定这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4.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巩固。

　　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1938年9月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王稼祥在会上再次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这对全会克服王明的右倾主张起了决定作用。毛泽东在10月12日至14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中全会所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发表时改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在11月5日所作题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报告中，着重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在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对王明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王明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也公开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的作用”，表示要“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如北辰而群星拱之”。

　　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被称为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就是因为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充分肯定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从此，毛泽东真正负起党的全面领导责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张闻天这时在党中央名义上还是负总责，但此后，他“就主动地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了”，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自己“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可以说是继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毛泽东，经过三年多革命战争实践的历练和考验，不仅得到了全党的公认和拥戴，而且赢得了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经过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终于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所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曾高度地评价了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他说：“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四、几点启示

　　毛泽东从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到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正是这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锻炼和造就了伟人毛泽东。这既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毛泽东自己努力和奋斗的结果。

　　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到巩固的艰难过程中，我认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实线造就了毛泽东。

　　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坚持不懈的艰难探索，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斗争的策略、方法比其他领导人有更深刻更透彻的理解、认识。同时，在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外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进行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也养成了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坚韧不拔、愈挫愈勇、永不服输的领袖气质和锐不可当的进取精神。毛泽东善于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从善如流、虚怀若谷的精神，也是他能够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统筹全局的领袖素质之一。领导秋收起义如此;领导三次反“围剿”如此;从1931年赣南会议至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3年身处逆境如此;在受到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严重挑战时，也是如此。正如1962年毛泽东在谈到自己在中央苏区的艰难经历时所说的：“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査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2.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战胜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的重要因素。

　　对待马克思主义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曲折和失败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因此，他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要求结合在一起。他的普遍原理，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非凡的理论创新精神，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1937年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继续深化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途径的探索;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毛泽东首次同时使用了“实事求是”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它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

　　3.毛泽东成长为全党领袖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成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在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认识了毛泽东，选择了毛泽东，而且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充满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更是功不可没。

　　张闻天是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阵营中转向支持毛泽东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所作的反报告，对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共产国际信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此时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随后，张闻天以党中央“负总责”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积极支持和配合毛泽东，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所以，毛泽东曾多次称赞张闻天“是明君”、“不争权”。“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该说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几个人中间，最早受毛主席思想感化或者叫思想影响的，还是稼祥同志。”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选举时，为王稼祥“竞选”中央委员所做的工作，曾被传为佳话。

　　周恩来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遵义会议上，不计较个人得失，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而且，也就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周恩来就把自己置于甘当毛泽东的“配角”的地位，全心全意地辅助全党领袖毛泽东

　　(作者系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二部主任，副编审，原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