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红色文化教育中心

　　朱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人民共和国的开员元勋。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积极作用，在遵义会议前后，他身体力行，身先士卒，既颁布了严厉的军纪，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又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忠实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了许多群众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一、慈祥护雏的“伙夫头”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踏上漫漫的长征路，朱德穿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行进在队伍中。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已年近半百，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战士去充实作战部队，他不用担架、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配供骑乘，一匹驮行李、文件。在行军中，他那匹马实际上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员，和朱德一起行军的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回忆说：行军途中，朱德同志经常不骑马，腰插一支小手枪，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军。他沿途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以减轻大家的疲劳。我真佩服朱老总，他肚子里的故事可真多，而且慢悠悠的讲得那样风趣幽默，大伙听了都乐呵呵的，走起路来也觉得轻松多了。行军疲劳，有些伤员走不动，朱德总要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谁要是不骑，他就耐心说服，直到伤病员骑上为止。他的行动，带动了有马骑的干部争先恐后地让马给伤病员骑。朱德后来回忆说“长征中间，每天差不多总是走一半，骑一半马，除了过草地时患了重感冒坐过半天担架，整个长征没有坐过担架”。

　　在行军途中，常常可以看到他替士兵扛枪、挑挑子。看到哪个战士走不动了，他便上前打个招呼，扛起枪就走。有一次，他扛上战士的枪走了一段路坐下来同战士谈话，后面走上来几个战士，见他岁数大，又不像个官，把他当成炊事员，叫他“伙夫头”，到了一个地方宿营，这几个战士叫他烧碗开水喝。他马上起身找锅烧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那几个战士说：“他是我们的朱总司令。”大家听了一怔，心里直打鼓，然而朱德仍然是笑盈盈给大家烧水喝。他给很多的红军战士的感觉他就是一个慈祥护雏的父亲。

　　二、平民总司令在遵义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

　　1935年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1月9日，由工人、农民学生居民群众组成的欢迎队伍，高呼“拥护共产党!”“打倒王家烈、侯之担!”等口号，挥舞着写有“欢迎朱毛”的三角旗、隆重而热烈开往南门外的丰乐桥接官厅。群众摆设香案，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欢迎红军，下午3时许，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丰乐桥，顿时欢呼声一片，朱德、毛泽东、周恩来下马步行，向各界群众亲切握手，不断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然后从丰乐桥步行到老城府衙。府衙门口搭了个临时台子，毛泽东、朱德司令向各界讲了话。讲完话后，走下讲台，和欢迎群众的代表一一握手，会上还散发了《中共中央告民众书》《出路在哪里》等文件。此间很多群众都想看看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容颜，然而，朱德、毛泽东都和普通人一样，当时很多人都没有认得出来，倒是把高鼻子、蓝眼睛的李德认成了毛泽东。

　　1月12日下午3点钟左右，朱德、毛泽东等在省立第三中学参加了万人大会，朱德、毛泽东发表了执情洋溢的讲话，朱德首先阐明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有严格的纪律，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红军的主张，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保护群众利益的坚强后盾，有着崇高的理想和铁的纪律，与国民党军阀部队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号召劳苦大众参加红军，打败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会上还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朱德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的友谊比赛，为此，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还专门作了报道：“……这一事实，便宣布了反革命说‘红军杀知识分子’等谣言的破产!”

　　党的政策对青少年学生影响很大，不少青年学生就是在党和红军的影响下参加红军，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位出身小康之家的初中学生，在回顾他的革命历程时写道：由于参加了群众大会，听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讲话，看到了许多宣传品，给他以启迪，使他“思想更明确了，要救国，要抗日，要解人民于倒悬”，“只有共产党才能肩负这个历史使命”，从此，追求进步，后来成为遵义奔赴延安的32名青年中的一个。

　　红军在遵义期间没收了军阀王家烈价值几十万银元的食盐以及价值5万银元的白金龙、哈德门香烟，遵义桐梓是贵州省军阀王家烈、毛光翔、侯子担、犹国材等人的老巢，红二师五团三营包围距桐梓县城5公里的蟠龙洞，缴获黄丕谟、刘禹东、马天忠、马空凡、侯子担等几十户豪绅藏在洞内的大量金银、烟土、枪弹及1000余担粮食，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在当地群众的指引下，攻破离县城1公里的仙女洞，缴获杨树坪、杨冠群枪弹1300余发、大烟9箱、大批粮食以及银元等钱财物，没收了军阀侯子担的大量皮货，搜获了逃亡官僚藏匿在县城附近山洞里的67000多银元和不少黄金布匹，仅在桐梓一县，红军就缴获30多万银元和大批物资、大烟、粮食、枪弹等。打土豪所得的财物除作为部队必须的战略储备外，很多都分给了广大的穷苦人民。红军在湄潭打了47家土豪，群众分得粮食5万多斤，500多头肥猪，盐巴400余担，遵义县打土豪153家，群众分得粮食90余万斤，盐巴500余担，大小牲畜1000余头，衣物5万多件。由于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深入的群众工作，以及大力宣传，通过标语、文艺演出、演讲、布告等的宣传，打土豪，分浮财，真心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增进了群众对红军的理解和支持，短短的十二天时间，遵义地区就有4000多青年踊跃参加了红军，遵义人民还为红军赶制了1万多套棉衣棉裤。遵义太平洋药房的老板谌明道不顾个人安危，把太平洋药房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全部平价卖给红军，价值1000多银元，使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深受感动。

　　三、严明军纪的“红军之父”

　　朱德一方面表现在对士兵真挚的爱，被人们称为“红军之父”，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老百姓真挚的情，他出生于四川仪陇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从小就对穷苦百姓有一种天然的同情。通道转兵后，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朱德早年在云南的军阀中当过兵，熟知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朱德指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以红军中革军委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的耕牛等条令。在进入遵义城前，林彪、聂荣臻向朱德抄报了入城的一系列规定，朱德严令在战场和打土豪中一切缴获要归公，不准私自打埋伏，发洋财，谁若违犯，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坚决追查，严肃处理。在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中，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军，对部队的纪律更加严格，注重对老百姓的秋毫无犯上。在国民党军队的一份“剿匪”战术经验总结中有如下表述：“国军过去失败之原因收复‘匪区’不甚注意民众之组织，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在给刘湘、潘文华的电文中，对红军长征中的纪律严明，有这样一段表述：“重庆刘总司令、刘主席、宜宾潘总指挥：庭密。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饰所属部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巳行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蒋中正”。1935年2月2日，红军行至四川省叙永城外营盘山时，又饥又饿，看到一片黄橙橙的桔子，硬是没有一个人去摘一个桔子，大家只有“望橘止渴”。红军四渡赤水途经四川省古蔺县太平渡张世鲲家时，张世鲲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煽动下，他家家人全都跑出去躲去了，当红军离开后，他家人全部回来了，发现香炉里有几个银元和一张条子，条子上说，吃了你家两百斤谷子，因为主人不在家，所以就把钱留下给你放在这个香炉里。当时的几枚银元的价值是能够买上千斤以上稻谷的呀，张家人真是感激不尽，与国民党军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还是有个别违纪的情况，战士袁子何，在行军途中，故意逗留在后面，宰杀群众的鸡鸭，乱拿群众的东西，领导发觉后，袁子何不服从命令，仍旧自由行动，经上级机关批准，被执行枪决。红星直属队工兵连指导员李新贵，私拿土豪的谷子，用来换鞋子，还自行没收土豪的财产，被撤销职务。

　　四、向阿訇道歉的“红军长官”

　　1935年4月28日，中央红军进驻云南省寻甸县柯渡镇，一个小战士不了解回民同胞的风俗习惯，拿着一根猪肉火腿到一户回民家里煮食，激起回民同胞的反感，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到这户回民家里道歉，并到清真寺向金阿訇道歉，使他们深受感动，通过相互交流，清真寺金阿訇见红军最高长官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朱德向金阿訇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救亡的政策，并安排红军宣传员用紫土在清真寺的墙上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的利益”。在金阿訇的宣传鼓动下，当时寻甸县柯渡小小的一个镇子就有13名回民青壮年参加红军，其中有12名牺牲在长征途中，只有班长毕发斗一人幸存下来，直到1996年去世。红军走后，金阿訇冒着生命危险，一直保护这幅标语，直到现在，金阿訇去世前，嘱咐后人保护和定期擦拭着这条标语，至今这幅标语还清淅保存在清真寺的墙壁上。

　　五、心系藏民的“活菩萨”

　　四渡赤水跳出了敌人的重围，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后来，朱德随部队到了甘孜地区，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藏族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四方面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部队减员严重，一个军里伤病员多达上千人。部队到达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通过实地察看以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家;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的牛羊。要求大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他又找来随红军行动了一段时间的通司谈话，请他们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1935年8月，朱德率领左路军来黑水、芦花一带，藏族同胞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躲到山里去了，把一片成熟的的青稞麦摞下来不敢收割，朱德看到这一情况，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纪律，组织部队替藏族同胞抢收青稞麦，朱德头顶烈日，脚穿草鞋，带头收割麦子。朱德特意告诉大家，收割的麦子要放在原地块里，不要放错，以便藏族同胞回来认领，藏族同胞站在山上看红军在自家地里收割麦子，以为红军要把麦子拉走，当他们看到红军把麦子收割好后，又给垛好，就打消了恐惧和疑虑，纷纷跑下山来向红军表示感谢。

　　为了等待红二、六军团北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上等待了整整四个月，1936年4月，春天已悄悄来到高原上，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等待着耕耘，就发动部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民把地种好，他在动员会上讲：“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民同胞对我们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头，在田间和大家一起干，把许多事留到晚上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不久，藏民们陆续回来，疑雾逐渐消除了，炉霍重新喧腾起来，红军在康北地区和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红军的感召下，藏民纷纷返家，并积极参加红军在藏区开展的各种革命活动，称红军为新汉人，称红军首长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1935年8月，阿坝地区二千多名藏族青年加入了红军，在这期间，藏族同胞向红军捐献了一千万斤粮食，二十多万头牲畜，为红军渡过饥饿奉献了最大的力量。

　　六、五世格达活佛的知心人

　　红军在藏族地区执行了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他们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规定了一系列保护寺庙，尊重喇叭爱护藏民纪律，赢得了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的好感，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政策和严格的纪律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

　　朱德听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格达活佛见到红军的总司令厚道朴素，亲切慈祥，更积极地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了甘孜地区博巴政府的副主席。朱德多次与格达活佛彻夜长谈，成为知己。格达活佛将寺内的余粮献给红军，还以特殊的身份号召藏民捐粮，帮助红军筹集羊毛、帐篷等物资，1936年7月，红军北上前夕，朱德专程到白利寺向格达活佛告别，深情地说：“红军北上抗日去了，你们留在这里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少则五年，多则十五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格达活佛深情地赋诗一首送给朱德。

　　红军离开后，格达活佛将留下230名伤病员全部收养在白利寺，并靠着他精湛的藏医术，踏遍雪山寻草药，精心医治伤病员，等待伤病员痊癒后，又将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仅甘孜、炉霍、道孚就接受收留伤病员三千多人。在道孚县，红军留下十名女伤病员住在藏族根却志玛家，国民党军逼她交出留下的红军，她想尽办法把十名女红军保护下来，并给她们治好了伤，还帮助这些留下的女红军安了家，她本人也和一名负伤留下来的红军战士结婚成了家，这些都充分表达了藏族人民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正如毛泽东所比喻的：“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朱德在遵义会议前后做了许多有益的群众工作，播下了革命火种，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为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原载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研究》2016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