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苏维埃运动时期，苏区上下广泛传唱着一首歌谣，即《自带干粮去办公》，歌词为：“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走山路打灯笼。”这一歌谣，充分体现了当时苏区干部优良的工作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体现的是干部清廉的作风;“日着草鞋分田地”，体现的是干部为民的作风;“夜走山路打灯笼”，体现的是干部注重调查的务实作风。实际上，这一优良的工作作风也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完全诠释。

　　一、“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研究者将“苏区精神”与“苏区干部好作风”融为一体。当然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工作作风是精神的外在体现，而精神则是工作作风的一种升华。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苏区精神”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创造“第一等的工作”;“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包括：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求真务实;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艰苦奋斗;提倡模范带头，崇尚廉洁奉公。可见，关于对“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内涵的概括基本一致。

　　1.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创造第一等的工作”

　　毛泽东曾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整个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群众、为群众谋利益，从而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整个苏区时期，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对群众的关心是体会入微。当时,无论是大到分田造屋、架桥铺路，小到油盐柴米、生老病死，各级苏维埃干部无不想方设法替群众予以解决。如1933年11月，瑞金沙洲乡的选民大会上，“(代表们——引者注)对地方性的群众一切切身利益的各项工作如卫生运动、铺路、架桥、开办学校、夜校、开发水利等均有热烈的具体的提案。”1933年8月16日，《红色中华》报导，“区苏区委的工作人员‘自己家里带火食来’，将每天的公家所发的火食节省起来，以援助被难群众，……对于援助被难群众真是无微不至，募了米给他，又愁他没有菜吃，有了菜，又愁其无盐煮，有了菜和盐又愁其没有油来肥菜，菜、盐、油、米具又愁其没有猪肉吃，没有柴烧，因此，一般的群众，都募集很多菜蔬给他们，……。”尤为可贵的是，广大党员干部还经常到群众家中与群众谈心交心，了解群众所需所盼。正如当时的苏区歌谣所唱道：“干部常来我们乡，巡视我乡谈家常;油盐柴米样样问，温暖送到心窝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同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鼓励党员干部争做各方面的模范。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模范”事迹，他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成为了扩大红军、参战支前、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推销公债、粮食动员、发展生产、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模范。他们所创造的“第一等工作”也引起当时中央的重视和推介。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

　　正是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模范带头，从而使争创“第一等的工作”成为了当时苏区的一种习惯、一种潮流、一种无形的力量。也正是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落后的革命环境逐渐成为全国最先进、最光明、最有生命力的区域。

　　2.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革命斗争始终是沿着两个线索交叉行进。一是借鉴苏俄模式，导致党内教条主义盛行、“左”倾错误泛滥;另一则是提倡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斗争过程中，教条主义因为其严重的危害而遭到苏区广大干部的唾弃，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则逐渐成为苏区干部的内在追求。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曾指出：“反对本本主义。……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苏区的革命实践看，共产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确实也是一个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像苏俄模式中关于革命主力、革命战略、土地分配都因为中国实际而经历了一个调整、变化的过程。像革命主力，逐渐由工人变为农民。在革命战略上，由苏俄的城市战略逐渐转变为农村战略。而土地分配,也经历了 “没收一切土地”—“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转变。而且，考虑到当时农民的觉悟，中央于1931年2月再次规定：“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上述变化，显然是对苏俄模式的“本本”的一个修正。那么，如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需要我们“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因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从整个苏区时期看，领导人一直在以实际行动来践行自己提出的上述思想，像毛泽东，就先后对寻乌县、兴国县、吉水县东塘和木口村、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等地进行了调查。内容涉及中央苏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状况、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宗祠族权、家庭伦理、风土民情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苏区领导人的倡导和影响之下，当时无论是中央机关，还是基层组织，无论是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还是乡苏维埃主席，都纷纷深入群众进行调研。这样，就使调查研究成为苏区的一项领导方法，成为苏区干部最普遍的一种工作作风。

　　重视调查研究之风，培养了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也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复杂革命形势进行分析的科学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这一优良的工作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后来“三大法宝”之一——“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渊源和思想前提。

　　3.厉行廉洁政治，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有限的资源向战争倾斜，这是必须的。在整个苏区时期，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普通干部，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为着革命事业的成功，他们宁愿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节省着每一个铜板来支持革命。

　　坚决惩办贪污腐化行为，是整个苏区时期的主基调。早在1931年9月，赣东北根据地就要求，“严格肃清苏维埃机关及苏维埃经营的企业中底一切腐化官僚主义及形式主义的坏现象!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应从速组织工农检查局，以执行监督和纠正腐化、官僚化、财政的浪费，怠工等不良现象的任务。”1932 年 9 月，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各级工农检查部下设控告局，负责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及调查控告的事实。”而且，“在工农集中的地方，控告局可设立控告箱，以便工农投递控告书。还可以指定不脱离生产的可靠工农分子代替控告局接收各种控告。”1933 年 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要求重点检举、考查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级各部门、单位负责人，把其中的贪污异己、官僚腐化、动摇分子清洗出去。与此同时，苏区还广泛建立由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四部分构成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监察组织。如“突击队”，其工作要求即是：“公开的突然去检查某苏维埃机关或国家企业和合作社，以揭破该机关或企业等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现象。”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监督、检举、突击，贪污腐败分子在苏区无处遁形。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警示，苏区还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工具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这一时期，《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工农报》等都积极参与反腐倡廉的工作中来。像《红色中华》，为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红色中华》还专门开辟《铁锤》、《突击队》、《工农通讯》、《警钟》等专栏，以揭露丑恶腐败、无视党纪的严重现象。同时，还设有《红板》、《黑板》和《反贪污浪费》等三种主题不同的栏目。《红板》专栏，主要刊登苏维埃干部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板》专栏，专门监督和痛斥那些拖沓懒散、消极怠工、没有坚定的革命理想的工作人员;而《反贪污浪费》专栏，则专门报道那些贪污浪费案件，还发布一些有关腐败分子的处理决定，让党员干部引以为戒。新闻舆论工具的广泛宣传，在苏区树立了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良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通过广泛的反腐倡廉运动，苏区广大干部逐渐树立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在革命过程中，并逐渐形成了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二、“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

　　对于共产党的宗旨思想和群众路线，201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给予了详细的论述：“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而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宗旨思想和群众路线的升华和体现。

　　1.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体现

　　早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第二十号通告即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是天然巩固的，农民劳苦群众不是天然就跟着无产阶级跑的，这要靠正确的政策和不断的斗争来决定。”在革命的环境下，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既是党的宗旨思想所在，同时也是动员群众的现实需要。

　　在整个苏区时期，共产党始终贯彻“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观。正是通过对“一切为了群众”思想的贯彻，从而使苏区群众在革命中获得极大利益。如：通过工农专政,使群众获得了“话事办事的自由”;通过土地分配，使群众获得了生产资料;通过文化教育，改善了群众的精神生活;通过工农业的发展，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通过卫生医疗，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健康;通过社会保障，保障了群众的基本生活。我们可以看看毛泽东在兴国长冈乡的调查。其中指出：“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两倍。……衣增一倍：衣服一切算在内，平均每人每年需新制一套单衣裤。中农过去、现在无甚改变。贫农、工人则现在较过去改良了一倍，比如现在制二元衣服，过去则只能制一元。”只有坚持“一切为了群众”，才能实现“一切依靠群众”。正是因为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服务，使群众在革命实践中获得了实惠，群众才会不惜一切地来支持、拥护共产党。1933年3月3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号召：“我们必须在我们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用一切的力量帮助前方红军作战，能够当红军的到红军中去，能够挑担的做伕子去，有钱的买公债票，有谷子的借谷子给红军。”在这一号召之下，苏区群众除直接参加革命外，还以捐赠、慰劳、借谷、节省、购买公债等方式来支持革命。方志敏同志曾指出：“因为如此，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仰和拥护，日益增高，他们诚心的服从苏维埃的指导，苏维埃决定要做的事，不用一点威力和强迫，他们都乐意的去做。他们宁愿牺牲一切，帮助苏维埃，他们爱护苏维埃，比爱护他们的家庭还更恳切!”

　　只有坚持“一切为了群众”，才能实现“一切依靠群众”，这也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之间的内在逻辑，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这一价值观的坚持，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党三大优良工作之一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坚持。

　　2.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体现

　　毛泽东指出：“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在整个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始终存在着坚持“本本”与坚持实事求是之间的斗争，但斗争的结果，是不断修正“本本”，同时向中国的实际靠拢。

　　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一是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部劳动法几乎完全照搬了苏联的做法，强调以城市工人为中心。但中国的实际却是：苏区的工人并非严格的产业工人，除少数在兵工厂、被服厂、纺织厂等国营企业工作的人员外，大多数是与农村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手工业工人、雇农、苦力等。因而，这一劳动法在农村的执行就显得不切时宜。像闽浙赣苏区，“(劳动法——引者注)在农村中，有些地方是困难执行，尤其是青工童工，如学徒牧童等。”正因为劳动法的脱离实际，许多农村工人纷纷以不同方式进行抵制。像湘赣苏区，“农村大多数手艺工人，沿门卖工的，对八小时工作制竟感不甚重要……现在除城市中实现了劳动法外，乡村的工人是没有全部实行。”正是基于上述考虑，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不得不修改劳动法，其公开的解释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所颁布的劳动法，经过一年来实施的经验，认为该劳动法的条文有些地方不合于现在苏区的实际环境，对于雇农、辅助劳动力的中农、贫农与手工业者，没有变通的规定，在执行上发生困难，而且有许多实际事项没有规定进去，而这些实际事项又迫切需要规定。”由于《劳动法》的内容最初并不是“从群众中来”，所以“到群众中去”自然就会受到抵制。所以，要制定科学的政策，就必须深入群众中了解他们的需要，这叫做“从群众中来”。在了解群众需要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必须放到群众中去检验效果，这叫做“到群众中去”中。毛泽东后来总结道：“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如果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一种价值观的话，那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是一种方法论。在整个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方法论的阐释与体现。

　　3.厉行廉洁政治，是“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体现

　　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应具备的道德素质。而廉洁政治，则是共产党人的本质要求。对共产党人廉洁政治最准确的诠释就是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是对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外在体现。当然，这也是反映共产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个价值尺度。

　　在整个苏区时期，共产党始终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始终在践行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一价值取向，任何违背这一价值取向的党员干部都必须受到惩罚。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部分党员干部在短暂的和平环境下确实有了享乐主义、贪污腐败的迹象。像江西宁都戴坊区，“区苏养了四匹马，上街(几步路)吃酒的也骑匹马，回屋家种禾的也骑匹马，下乡十里或十几里路也骑匹马。”在江西兴国，“所办的国家商店的经理等吞没公款，假造账目，扯旧账造新账等等贪污舞弊情形，更为严重。”过于重视自身的利益，即是忽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一种腐化，这就是对共产党宗旨思想的违背，因而必须受到批评和惩罚。1932年9月6日所颁布的《中央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组织纲要》中明确规定，“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苏维埃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在批评与惩罚的过程中，苏区还逐渐建立起统一的财政制度，健全了苏维埃民主制度，完善了以法制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机制。正是通过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苏区逐渐成为一个让贪污腐败分子无处容身的、风清气正的区域。1934年9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报告中自豪地指出：“在节省运动高潮底下，推动了我们苏维埃的会计工作的建立，和预决算制度之初步实现，在我们财政经济战线上，在苏维埃法度里，打下了一步根基。使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事实确实如此!在整个苏区时期，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普通干部，他们都以身作则，不讲究个人利益，而是一心为了革命，把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曾任闽浙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徐大妹回忆，“当时干革命，大家根本不考虑自己家里的事，没有私心杂念，什么老婆、孩子怎样安排呀，工资待遇呀，房子照顾呀，根本不想，而是一心考虑怎样扩大红军，怎样保卫苏维埃，怎样去做革命工作，脑子里装的不是个人的吃好、穿好，或者做一件什么好衣服。”

　　苏区干部这种清贫、廉洁的工作作风，即是对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最好阐释。这一优良的工作作风，也让众多党外人士和群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正如胡锦涛所指出：“当时许多党外人士和群众正是通过方志敏等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人格魅力，进一步加深了对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的认识。”

　　三、“苏区干部好作风”对当代党建的借鉴与启示

　　2011年11月，习近平在《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这里，既阐述了苏区精神的内涵，也指明了这一精神对我们当代党建的指导意义。

　　1.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必须树立坚定理想信念

　　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历来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里虽然只提到“艰苦奋斗”，但实际上，也适用于党的其他工作作风。

　　在整个苏区时期，条件之艰苦、环境之恶劣、形势之险恶、任务之艰巨，是我们现在所无法想象的。但共产党人因为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所以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做到始终不渝。方志敏曾指出：“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草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的住所!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们都能忍受下去!”正是因为有着正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在极端困难的生存条件下，党员干部才能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自觉地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勇于奉献。正是有着正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党员干部才能够始终对党充满忠诚、对人民充满感情、对事业充满责任，满腔热情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在生死考验面前威武不屈、英勇无畏，就是因为他们对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矢志不移。在和平建设年代，许多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因为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激励。邓小平曾经说过，“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这个理想。”

　　我们知道，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定，关系到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及其事业的兴衰成败。回顾我们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我们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加强了理想信念建设，从而为夺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集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反观苏共垮台、国际上一些大党老党相继退出执政舞台，无不与理想信念的蜕化变质直接相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表明，新形势下，只有加强理想信念建设，才能使我们党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2.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必须不断完善制度建设

　　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是保障党优良工作作风的一个关键。只有建立健全有关作风建设的各项制度，使之更加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并形成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努力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才能使党组织建设和干部作风建设真正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在整个苏区时期，完善的制度建设是促成优良工作作风的重要因素。这里以苏区的干群关系为例。土地革命之初，因对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缺乏了解，加上部分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从而导致苏区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缺乏信仰。像赣西南根据地，“如延福、纯化、阜田、东固、永新、吉水等政府大多数的政府，群众并不认识为他们自己的政府，认为不过如象反动统治过去设的什么一样。”在赣东北根据地，“群众怕苏维埃，厌恶苏维埃，成为普遍的事实。这一事实以上饶、横峰为更甚，都因为苏维埃对群众都只是官僚式命令式的压迫群众，便发生这种事实的结果。”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苏维埃的信仰，愈接近群众的一级便愈低落”的现象。面对上述情况，临时中央政府向全苏区发出号召：“应自下而上的一样，一切委员都由群众会议产生，实行民主主义的选举。”在整个选举过程中，“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工农群众或代表大会的选举，如被选人发生违背群众利益的错误行动时，群众可以开会直接撤换他，另选他人。各级苏维埃重要的工作方针和计划，都要经过各级代表大会的决议。苏维埃要分期特工作向群众做报告。群众听到工作报告之后，可以提出批评的意见。”在苏维埃选举制度下，代表不得不向自己的选民负责，这使得他们传统的“向上看”的价值取向逐渐发生了转变，而不得不选择“向下看”。因此，经过选举产生的干部，往往都是革命动员中的先锋模范，并能够深入基层并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此外，苏区还通过对巡视制度、监查制度、检举制度等的完善，使一切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消极怠工等不良作风在苏区有如过街老鼠一般无处容身，从而推动干群关系的不断改善。方志敏认为：“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非常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它能不用一点威力和强迫，领导群众向敌人斗争，作各种建设事业。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德谟克拉西的政府，也是最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

　　今天，我们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就必须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同时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使我们的党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作风建设真正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3.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必须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他们往往是一定领域的权力掌握者，也是一定资源的分配者。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党风，影响到社会风气。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只有好的工作作风，才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好的作风，才能够引领、凝聚群众。

　　苏区干部好作风之所以能够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广大党员干部能够以身作则。方志敏曾指出：“苏维埃目前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的环境中，一切物质，一切力量，都付与战争，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为战争的领导者，自应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刻苦耐劳，为着战争。”在当时的苏区，可以说，上至中央政府主席，下至村代表主任，在各种革命任务面前，都能够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正如当时的歌谣唱道：“苏区干部作风好，事事走在人前头。学习军事他带头，参军作战他带头，执行任务他带头，节约粮食他带头，遵守纪律他带头，参加劳动他带头，优待红属他带头，慰劳捐献他带头，购买公债他带头，供销入股他带头，事事带头作模范，真是穷人好干部。”在实际工作中， 苏区干部正是这么做的。像节省运动中，中央领导包括中央领导机关都必须以身作则。1934年3月24日，《红色中华》报导：“(中央机关——引者注)办公费减少，火油减少百分之卅，……铅笔每月只用以前的百分之十五，毫笔以后每月只用以前的百分之二十，浆糊只用自己造的，邮票减少百分之二十，……绝对不开客饭，各机关到中央局吃饭的同志，自带伙食 ，并加强对伙食的检查与计划，保证伙食绝对不能超过。”正是在广大领导干部的言传身教下，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争创“第一等的工作”逐渐成为整个苏区干部的一种习惯、一种无形的力量。

　　当前，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这一伟大的目标，就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转变作风，做到坚持不懈地抓好学习，不断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科学决策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和领导市场经济的能力，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扎实工作，才能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

　　4.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必须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改善民生、把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作为执政基础。只有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永远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使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更加坚实稳固。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历史。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事实确实如此!在整个苏区时期，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从关心和解决群众的生活着手，包括文化建设、妇女解放运动、卫生防疫运动、社会救助、劳动就业、土地分配等一系列建设，这些工作都是在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对群众生活的关心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像兴国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抓住民生问题，就抓住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在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基础上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础。正如当时福建省委指出：“适当的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提高了群众积极性，如救济失业(城市)、借粮食给无米的群众，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难，实行了优待条例，使群众认识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誓死为保卫苏维埃而奋斗。”

　　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苏区干部好作风”，正是对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的完全贯彻。当前,我们正在开展“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苏区干部好作风”无疑是我们当前学习的一面镜子。

　　(作者：杨会清，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徐德莉，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参考文献]

　　[1]李中：《上杭群众的阶级互助运动》，《红色中华》第一○二期(1933年8月16日)第8版。

　　[2]《巡视制度好》，危仁晸主编：《江西革命歌谣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3]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40-141页。

　　[4]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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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9]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115页。

　　[10]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11]《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1931年9月)，江西省档案馆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1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查部组织条例》(1931 年 11 月)，第 309 页。

　　[13]何叔衡：《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红色中华》第三十二期(1932年9月6日)第7版。

　　[14]何叔衡：《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红色中华》第三十二期(1932年9月6日)第7版。

　　[15]《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16]《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17]《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反帝国主义与争取群众策略》(1928年11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68页。

　　[18]《两年来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红色中华》一二一期(1933年10月24日)第3版。

　　[19]毛泽东：《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296页。

　　[2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红色中华》第五十七期(1933年3月3日)第1版。

　　[21]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22]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23]《涂振农向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江西省档案馆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4页。

　　[24]《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竞赛条约给中央局的总报告》(1932年7月17日)，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页。

　　[2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颁布)，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3页。

　　[26]《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27]张谈高：《反对散漫与腐化的苏维埃政府》，《红色中华》第二十期(1932年5月25日)第8版。

　　[28]项英：《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红色中华》第十二期(1932年3月2日)第3版。

　　[29]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法律文件选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7页。

　　[30]《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红色中华》第二三二期(1934年 9月11日)第3版。

　　[31]徐大妹：《断忆闽浙赣苏区的斗争》，《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32]胡锦涛：《在纪念方志敏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年8月20日)。

　　[33]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2011年11月4日)。

　　[34]《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1日)，《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35]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36]《邓小平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37]《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省档案馆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38]《中共赣东北特委报告(第12号)》(1931年2月5日)，江西省档案馆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39]《曾洪易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14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40]《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41]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42]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43]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81页。

　　[44]《苏区干部“十带头”》，危仁晸主编：《江西革命歌谣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41页。

　　[45]《党中央局的节省运动》，《红色中华》第一六六期(1934年3月24日)第3版。

　　[4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47]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48]《中共福建省委工作报告大纲》(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49]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 年7 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