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福建龙岩城南门下的一间理发店走进了两位红军，一个身材高瘦，精神抖擞，大约三十几岁；一个比较矮小，只有十几岁，身上挂着一支短枪。他们俩进来后，见等候理发的人多，便在长板凳一端的空位上坐下来，耐心地等候着。

这几天，理发店的生意特别好，陈师傅全神贯注于理发，连红军进来好久了也没觉察到。过了好一阵子，一位等候理发的人拍着陈师傅的肩膀说：“进寿叔，你先给红军同志理吧！他们都很忙，我们慢一点可以。”

这时，进寿师傅才发现坐在角落里的红军，连忙点头表示歉意：“红军同志，真对不住了，怪我没看见。这个理完，就马上给您理。”

身材较高的红军马上站起来，和蔼地说：“别急，别急，还是照排队，我是后来的，按先后次序来吧！”接着他就和大家搭起话来。一直等到轮到给他理发时，才起身脱下军帽，坐到理发椅子上。他一边理着发，一边和进寿师傅拉家常：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好吗？一家几口？有无种田？理一个头多少钱？生活过得好不好？陈师傅小心翼翼地一一回答。

理完头发，红军同志说：“师傅，您辛苦了！”掏出钱来递给进寿师傅，就和红军小伙子匆匆离开了。

第二天，进寿师傅听人说，昨天来理发的那个红军，就是红四军的毛委员。霎时间，许多往事在他脑海里浮起：过去给那些国民党军阀狗官理发，心里总是“扑通扑通”直跳，就是理得再好，那些官老爷还是不满，横挑鼻子竖挑眼，动辄发脾气骂娘，一分钱也不给……

想到这些，进寿师傅不禁喃喃自语道：“红军真好，毛委员真好，当官的没有一点官架子，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