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妇女真热心，拿起锄头去春耕，儿女送给托儿所，集中力量为了革命战争。托儿所，革命的家庭，在这里，创造着新生的人类，在这里，养育着将来的主人。从集体的生活中锻炼红色的童婴，为了新的文化新的世界而斗争！”这首苏区歌谣中所提到的托儿所，就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的指导下开办的，它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关心群众的一个真实例子。

中央苏区时期，为了不让土地荒芜，苏区妇女挑起“大梁”。白天，她们学习犁田和耙田；晚上，她们做草鞋支援前线。她们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照顾家庭，抚育小孩，日子过得很辛苦。

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就叫巡视员朱开铨到瑞金的武阳开办托儿所，并嘱咐他：“那里的妇女同志要下田，又要带小孩，很辛苦。你去那办个托儿所，小孩白天放在那里，晚上带回去，为她们解决些实际问题。”

武阳在瑞金的西南部，那里组织了广泛的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积肥、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等各项生产都搞得很好。1933年5月18日至22日，中央政府曾在那里召开了春耕生产运动代表大会（即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毛泽东亲自给武阳区和石水乡颁发了“春耕模范”的锦旗，并号召全苏区向他们学习。春耕生产运动代表大会的召开，掀起了生产竞赛运动高潮，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由于参军支前或者本来劳动力不足，那时中央苏区普遍都建立起耕田队和劳动互助社，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合理调配，相互帮工助耕。

朱开铨深入调查后了解到，武阳的妇女很能干，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争着犁田耙田，有的还学得十分熟练。由于很多男性青壮年都参军支前去了，这里的女劳动力超过了男劳动力，她们所承担的各项劳动生产超过男子。但有时她们忙于生产，照顾不到小孩，容易出现意外事故。

为了让劳动妇女尽可能多地参加生产和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朱开铨在武阳的下洲坝组织开办了全苏区第一所托儿所。据周月林回忆：1934年2月中旬，武阳下州坝开办了两个托儿所，每个托儿所有一个主任，上屋子托儿所的主任是朱载秀同志，有二十个小孩，其中十四个是红军家属的小孩，下屋托儿所的主任是邓清香同志，有二十三个小孩，其中十九个是红军家属的小孩，这些小孩多数是处于哺乳期的婴儿。每个托儿所有四个看护人，对于看护人的选择，要注意他们在群众中的信仰（尊重），而且年纪要大一些，不得人信仰（尊重）的或者年纪轻的，群众都不肯把小孩子送来。托儿所的房子，光线还好，里面有孩子们睡的床，高约五寸，能爬的孩子就在床上，自己可以上下。小的睡在箩里，会坐的坐在椅上。并由群众募集了许多玩具给孩子们玩耍。

托儿所开办起来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在听取朱开铨的汇报后，毛泽东问：“群众对办托儿所的态度怎么样？”朱开铨告诉他，群众很高兴，也很支持。毛泽东说：“办托儿所也是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个方面。”

为了进一步解放妇女，保护儿童健康成长，在毛泽东的建议下，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托儿所组织条例》对托儿所的规模、作息制度、环境设备、保教人员的编制标准等做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组织托儿所的目的是要改善家庭的生活，让托儿所帮助妇女担负婴儿教养的一部分责任，使每个劳动妇女尽可能地参与生产及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并且使小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与照顾。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瑞金、兴国等地纷纷建立了托儿所，每乡还建立一个模范托儿所。截至1934年4月，仅瑞金、兴国两县就开办了249个托儿所。毛泽东还派专人定期检查托儿所的工作，详细检查托儿所的小孩子有多少、红军家属的小孩子有多少、乳妈有多少，他们的工作怎样进行，同时还要把托儿所组织的经验和教训写成消息，登载在《红色中华》上，传到各方，使未建立托儿所的地方能实际运用这一经验和教训，把托儿所组织起来。

中央苏区托儿所的设立，使大批儿童得到集中式的养育、照料，让苏区妇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劳动生产和革命工作中去，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不少青壮年妇女参加了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老年妇女则参加编箩筐、晒垫，制扁担、锄柄等，为农业生产服务。为解决群众和红军吃盐难、吃菜难等问题，苏区妇女熬硝盐，晾薯干，成立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洗衣队，为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后来，苏区时期开办托儿所的成功经验，被党和苏维埃政府广为传扬。红军到了延安以后，机关都办起了保育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