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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招聘”如何助力大学生就业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招主要在线上进行，给毕业生和高校都带来一定挑战。早在2月底，教育部就推出了“24365”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各高校积极应对，采取诸多措施搭建“云招聘”平台，开展“云就业”辅导，进行“云手续”办理等，努力帮助毕业生顺利毕业、尽早就业。 疫情给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带来哪些变化和挑战？高校和学生如何适应“云就业”？面对这种短期突发困难，未来的长效机制如何建立？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疫情之下，传统招聘模式受到挑战 “东北大学对用人单位的需求进行了调研，发现过去一些用人单位今年减少了一定招聘数量，这给学校就业工作带来了一定压力。”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说。 “受疫情影响，毕业生就业质量和满意度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说，有的毕业生原本准备签约的单位因疫情延迟签约……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原副校长王训练看来，高校要改变以往等待用人单位入校的工作模式，主动“走出去”，加强与用人单位合作，拓宽就业渠道。同时要加强资源的分类、筛选与整合，实现高效精准指导。毕业生方面，则要主动适应用人单位招聘模式的转变，从以往等待用人单位入校、参加线下招聘会，转变为积极参与线上各类招聘活动并结合自身需求，对各类资源进行有效取舍。 “就业的根在经济，疫情过去后经济会复苏，就业率会上升，让我充满信心的是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出和快速推进。”赵继说，新基建囊括了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和产业衍生领域，就像是修建了一条“高速路”，肯定会有大量的创新型企业和新商业模式诞生，他对新基建将要带来的新领域、新产业、新业态、新岗位充满信心和期待。 疫情过后，“云就业”或成新常态 疫情之下，就业市场“云”招聘平台、就业指导“云”服务平台、手续办理“云”管理平台、就业反馈“云”数据平台等成为各个高校建设的重点。在不少代表委员看来，“云就业”是未来的趋势。 “传统的就业招聘方式人力物力成本高、招聘信息覆盖面小、招聘方式单一、受时间和空间等限制较多，‘云就业’可以很好地破解这些问题，并成为未来就业的主渠道。”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校长张荣说，厦门大学充分认识到这种趋势和变化，在就业工作中加强“云端”顶层设计，落实“云课”帮扶指导，拓展“云上”求职渠道，为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架设“云梯”。 “这次出现的‘云就业’和全面铺开的线上教学一样，都是疫情倒逼和工作应急的产物，但都抓住了信息化发展的时代机遇，充分发挥了信息化对教学、就业工作的促进作用，也必然对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产生积极影响。”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说，疫情终将过去，但“云就业”必然会保留下来，除了总结经验和查找不足，更重要的是把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好做法和好模式巩固下来，成为统筹推进就业工作的长效机制。这为高校全面改革提升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管理服务机制、流程和模式提供了契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长期在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办学，信息相对闭塞一直是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之一，更是影响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一个痛点。 “对我们这样的西部高校，积极推进‘云就业’，绝不能满足于把它仅仅作为应急之举，解决当前疫情影响下的就业工作，而是要作为新时代高校就业工作的常态化战略措施持续推进和不断提升。”吴普特说，近年来，学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明确提出并全力实施信息化战略，“云就业”就是从就业领域推进信息化战略落地的切入点，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强化“云就业”平台服务功能，提高“云就业”的精准度、拓展“云就业”的覆盖面，力争取得更大成效。 就业工作必须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 “从深层次看，在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要促进学生积极适应和掌握包括‘云就业’在内的各种‘云端模式’，增强学生借助‘云端’自主学习的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增强他们利用信息、驾驭信息、创造信息的能力。”张荣说。 在吴普特看来，更深层次上，要认识到就业工作必须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学业、毕业、就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这“三业”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不仅要把毕业生输送到合适的岗位上，更要重视从就业上研究和剖析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短板和深层问题，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王焰新认为，高校必须主动适应就业创业新格局，帮助学生成功就业、满意就业，一方面要持续推动双创带动就业，不断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另一方面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校企协同育人，把学生的就业择业、创新创业教育有效融入社会大系统，实现供求匹配同频共振。此外，还要进一步深化招生—培养—就业联动，不断提升就业工作对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反馈作用。 赵继认为，疫情倒逼下，大学的学科设置、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改革和知识体系创新势在必行，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培养方式，启迪学生智慧，训练学生思维，以价值塑造和能力提升为着力点，打牢学生的知识基础，提升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本领，培养未来引领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创新人才。（记者 董鲁皖龙 李萍 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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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声音|韩平委员：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应急管理刻不容缓
当前，随着全国各地陆续复课，校园疫情防控压力剧增，对中小学校的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认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应急管理刻不容缓。 他指出，目前中小学校应急管理存在“三大短板”，即应急管理系统存在漏洞、预警预防措施尚未到位、快速反应能力明显不足。韩平建议，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校园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评估体系，采用科学方法确定指标内容和权重，并根据评估要求使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处理数据；健全突发事件应急运行机制。（记者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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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声音|王欢委员：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成为标配
“这次疫情防控对学校卫生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尤其凸显了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即校医队伍建设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史家小学校长王欢建议，加快中小学校医队伍建设，以促进学校卫生事业全面提高。 “学校卫生工作内容越来越丰富，要求越来越高。”王欢说，建议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该成为每所学校的标配，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规定校医的工作范畴，保障校医岗位职责清晰明确。（记者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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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安心办学架起保护网
日前，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构建治理“校闹”制度体系，为学校安心办学撑起保护网。 《意见》将给学校带来哪些影响？这张保护网又将如何落地？记者进行了追踪采访。 对“校闹”坚决说不 “目前，学校出现一种现象：体育课把长跑取消了、把对抗性项目改成跳绳了、把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取消了，教师也不敢批评学生了，因为担心出事。一旦学生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或者家长认为学生其他权益遭受损害，往往不能以理性态度、通过合理合法途径进行沟通协商，而是以不理智甚至是非法聚众围堵等方式‘闹’学校。”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鹤岗一中校长伍辉表达了她的担忧。 治理“校闹”一直以来是学校安全管理的痛点和难点。在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看来，“校闹”行为侵害学校、教师合法权益，挑战法律底线，影响社会稳定，“必须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现实中缺少便捷有效的赔偿标准和赔偿渠道。出了事以后，怎么赔？赔多少？这个标准并不清楚，就出现了以‘闹’谋求更大赔偿的现象。”据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大泉介绍，教育部门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进行了广泛调研，发现缺乏便捷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缺乏比较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缺乏有力处置机制、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等，是“校闹”出现的主要原因。 此次出台的《意见》从健全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依法处理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及时处置依法打击“校闹”行为、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等方面，构建了治理“校闹”制度体系。 “《意见》既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理念，又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对于今后我们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教育教学秩序具有指导意义。”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教育厅总督学韩爱丽说。 依法处理学校事故纠纷 “实践中，‘校闹’主要由学校人身伤害事故引起。防控风险、预防事故，减少发生纠纷，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或消除‘校闹’行为。”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表示。 《意见》首先强调加强学校安全事故预防，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树立预防为先的理念，落实安全标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风险排查和防范机制，压实安全责任，加强安全教育，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安全风险。一旦发生事故，要求学校科学、规范处理，及时救助，保障受伤害方权益，给予受伤害方相应的援助，避免产生纠纷。 “《意见》坚持预防为先的理念，强调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安全风险，这对学校非常重要。不出事故或减少事故，才是对学生最大的关心爱护，才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根本举措。”伍辉认为，作为学校，首先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健全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加强师生安全教育，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近年来，由于缺乏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损害赔偿机制，造成少数家长以“闹”作为与学校博弈、争取最大限度赔偿的手段。一些地方为避免责任、息事宁人，出现了“花钱买平安”的现象。 如何建立多元化的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解决机制？《意见》强调要以法治方式解决纠纷，推动平等协商，注重人民调解，便利诉讼渠道。 “《意见》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强调健全调解机制，实现能调尽调，避免学校和受伤害方的直接冲突对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说。 “已有的‘校方责任险’政策，承担赔付的只是中小学校负有责任的事故，赔付涵盖范围较小，在有效处置学校安全事故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韩爱丽看来，此次出台的《意见》给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即形成多元化的学校安全事故损害赔偿机制。下一步，将积极研究制定“校方责任险”与“学生意外伤害险”互相补充的学生伤害事故保险与理赔机制，最大程度地给予伤亡学生和家庭更加实惠的经济补偿，最大程度化解和转移学校风险。 联合治理共筑安全网 治理“校闹”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和部门合力。 “公安机关将按照《意见》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配合教育等部门切实做好‘校闹’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张佐良表示，公安机关将及时制止“校闹”行为，依法惩处“校闹”人员，依法严厉打击涉及“校闹”的犯罪行为。 《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加强学校及周边安全风险防控，有效应对涉及学校安全事故纠纷的舆情，营造依法解决学校安全事故纠纷的社会氛围。 “目前全国公安机关正在深入推进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全面加强校园及周边警务室和‘护学岗’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强校园周边巡逻防控，包括视频防控和智能化动态感知，及时受理学校的报警和求助。重点推进在城镇幼儿园、中小学周边探索实行校园安全区域制度，进一步延伸校园安全领域，给学校和学生创造更广阔、更有效的安全屏障。”张佐良说。 在马怀德看来，“校闹”问题的解决，除了落实《意见》各项要求之外，还应该加快立法，比如加快“校园安全条例”等立法进程，积极推进法律有效实施，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畅通各类法定救济渠道，从源头上治理“校闹”行为。 《意见》提出，积极鼓励各地制定或修改、完善学校安全方面地方性法规，健全学校安全法治保障。 记者了解到，湖南、江西、山东等地已经出台了有关学校安全事故处理的地方性法规。此外，《河北省学校安全工作条例》预计将于今年10月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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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年限将缩短？教育部回应了
有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中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扩大义务教育范围。近日，教育部公开答复，我国共12年的基础教育课程设置符合国际普遍做法，基本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目前还不具备缩短学制和将普通高中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 教育部指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共12年的课程设置是经过长期实践、反复调整后逐步建立的，符合目前国际上普遍做法，基本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基本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目前还不具备缩短学制和将普通高中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 教育部还进一步分析，我国义务教育普及时间较短，巩固提高任重道远。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2011年，实现全面普及义务教育，距今不到10年时间。巩固普及水平、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另外，从义务教育本身来看，我国义务教育面临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一些地方落实政府举办义务教育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民办义务教育占比偏高，影响了教育公益性。一些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基础还很薄弱，急需加大投入。 从地方具体实践来看，部分地区实行非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已经难以为继。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明确提出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坚持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严禁随意扩大免费教育政策实施范围。 （来源：教育部官网、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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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教育难题 回应社会关切
扩大学前教育公益普惠、依法打击“校闹”、解决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2019年高职扩招116万人、改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问题……群众反映的教育难事，也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一年来，教育部积极办理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和提案，推动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解决取得了新进展。 2019年，教育部共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1879件，其中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130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749件，所有承办的建议、提案全部按时办结。 进一步解决制约教育发展的问题 一年来，“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2019年，中央财政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基金168.5亿元，用于奖补公办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园，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支持各地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结合张晓东代表关于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的建议，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多渠道扩大普惠性资源。深入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据初步测算，通过治理将增加普惠性学位约370万个，普惠园覆盖率可提高8个百分点，并通过鼓励支持街道、有实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高校举办公办园等方式，扩大学前教育供给。 为加强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各地通过多种方式补充幼儿教师，目前已有19个省份出台了公办园教师编制标准。此外，教育部对幼儿园“学什么”“怎么学”和“教什么”提出了指导性要求，2019年6月完成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并进一步完善了办园标准，规范了办园行为。 就伍辉代表和韩爱丽委员提出的“依法打击‘校闹’，重振师道尊严”建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与代表委员进行了当面交流。2019年7月，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明确了8类行为属“校闹”，构建了从加强预防、减少事故，完善程序、妥善处理纠纷，到严格执法、依法惩治“校闹”行为，再到多部门合作、形成共治格局的完整治理体系。北京、河北制定了本地法规，推动建立相关保障制度，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 教师结构性缺编是近年来制约教师队伍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赴江苏、河南等地，调研当前中小学教职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教育部会同中编办、人社部、财政部研制相关意见，推动各地教育、编制部门加大挖潜创新力度、盘活编制存量。为优化农村地区教师资源配置，教育部起草了相关文件，要求各地开展排查整治，并推动各地落实好城乡统一的编制标准，充分考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课程改革等多种增编因素，科学合理核定编制，更好地满足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速升级 2019年初，《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应运而生，开篇第一句就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定位。结合代表委员提出的相关建议提案，教育部坚决贯彻落实“职教20条”总体要求，推动职业教育实现“三个转变”，进一步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 按照国务院关于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的有关部署，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坚持质量型扩招，并相继出台配套政策文件，总结和宣传典型。据统计，2019年高职扩招116万人。 针对车秀兰代表提出的“以特色化引领职业教育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教育部加大了支持力度，指导和支持吉林省在落实“职教20条”中先试先行，深化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持续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职教20条”对职业教育作出了新定位，相关法律修订的任务更加紧迫。2019年，教育部多次召开职业教育法修订专家座谈会，广泛征求了有关高校、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专家对职业教育法修订工作的意见。据介绍，职业教育法目前已形成了最新修订稿，强化了省级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统筹协调作用。 服务地方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职教20条”明确要求，要加强中央部门的政策联动和制度协同，强化地方政府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 2019年2月，国务院召开了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积极研究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有关问题。为推动部省联动，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省（区、市）激励措施实施办法》，提出了具体激励措施。在省级协作上，为推动职业教育缩小区域差距，教育部建立了区域协调机制，通过实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及其实施方案、滇西实施方案，助力职业教育脱贫攻坚。截至目前，已完成签约全覆盖，签约率100%。合作办学跨省招生规模已达31.9%，辐射了20多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000余所学校。 加快高校人才培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如何改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问题？教育部积极采纳宁凌代表提出的建议，从四方面发力：一是推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落实，坚持服务国家需求和注重实际贡献的评价导向，探索建立“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实行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建立合理的科研评价周期；二是要求突出教育教学工作量考核、加强质量评价、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课堂教学纪律考核，切实扭转对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重视不够的现象；三是完善高校岗位设置和职称评价标准，让高校在一定限度内自主决定设置本单位具体工作岗位和聘用人员；四是进一步完善高校内部治理，鼓励高校积极开展去行政化探索。 通过改革，包括复旦、人大在内的多所高校在教师考核体系中弱化了对论文数量的要求，将更多时间和空间交还给教师。 结合张珂代表提出的关于设立“东北振兴高校支持计划”的建议，教育部针对东北地区引才留才难、人才外流现象突出等问题，提出了内培外引等人才政策。一方面，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实施上，东北地区获得政策性支持；另一方面，落实了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鼓励毕业生到东北地区就业创业。此外，开展了东北地区科学研究及平台建设，设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一轮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深入探索东北地区发展路径。 针对河北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加快促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建议”，教育部多次进行专题研究。根据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总体要求，支持部属高校参与雄安新区基础教育建设，人大附小、中央民大附中在雄安设立校区。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新区办学，以新机制、新模式努力建设一流的雄安大学，统筹科研平台和设施、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中心资源，构建教育聚集高地。加强了对河北高校对口支援工作，加强对河北省“双一流”建设以及地方高水平大学和优势特色学科建设的指导，实施省部共建、部省合建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人才的支持，教育部与广东省共同编制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领导小组，建立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统筹规划协调机制和议事决策机制，系统部署大湾区人才培养工作。 过去一年，教育部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调控临床医学专业招生规模，确定临床医学专业点的招生数量。在一流大学新建医学院进行专业设置时，推动一流大学发挥其综合优势，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为建立更合理的阶段性医学人才培养机制，制定印发系列文件，召开了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为培养临床医学人才奠定了制度基础。（记者 王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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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师资队伍何以快速扩容
5.87万，这是最新公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特教学校专任教师人数，比上一年增加2700人，增长4.78%。 “特教师资队伍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从事特殊教育研究30多年的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授许家成认为，随着国家对特教师资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加大，教师数量持续增加，教师学历和专业素养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但要还上历史欠账，扩容和提质还要下大力气同步推进。 建立编制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全国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数量在2015年突破5万人，近5年来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提出，各省（区、市）可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加强康复医生、康复治疗师、康复训练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 记者了解到，北京、山东、山西等省份按国家要求出台了特教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其中，山东省对不同类别的残疾学生生师比进行了规定，盲班2︰1，聋班3︰1，培智班1.5︰1，孤独症、脑瘫和多重残疾班1.5︰1，同时规定每校配备康复教师1—3名。 不过，尽管数量增加，但要还上历史欠账，并非朝夕之功。许家成表示，目前特教师资数量仍旧不能满足需求，在一些西部地区学校缺编较为严重。 而让昆明市五华区新萌学校教学副校长王蓉蓉苦恼的是，前两年学校好不容易分到了两个编制名额，可最后人却没有招进来。“目前特校与普校的招聘要求是一样的，对专业的要求比较细，导致很多专业岗位无人报名或人数过少，浪费了招聘指标。”王蓉蓉认为，特殊学校招聘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以大类进行招聘，比如有学前教育、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也可以纳入范畴。 融合教育成为特教必修课 国新办近日发布的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显示，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疾学生数由2013年的19.1万增加到2018年的33.2万，增长73.8%。近10年来，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比例均超过50%。 对于推进师资培训，记者注意到，教育部正不断加大对特殊教育教师的培训力度。从2012年起，对特殊教育教师实行5年一周期不少于360学时的全员培训。在“国培计划”中设立特殊教育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在有关省培计划中，增加融合教育教师培训。由区县组织在2020年前对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教师、资源教室和送教上门教师进行一轮全员培训。 “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推进融合教育关键要靠教师。”许家成建议，从职前和职后两个环节入手，将特殊教育列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在教师资格考试中增设一定比例的特殊教育相关内容。在职后培训环节，要增加特殊教育相关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教育部在一份回应全国政协委员关于加强特教师资队伍建设提案的函中表示，将继续推动普通师范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师范专业试点开设特教课程，培养师范生的融合教育理念和指导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教学能力。鼓励培养院校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将特殊教育学分列入教育硕士必修学分。 待遇保障向特教教师倾斜 围绕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待遇，政策正在不断发力。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普遍落实了国家规定的特教教师津贴，已有十多个省份在落实国家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了津贴标准或增加了岗位补贴，其中陕西、山西将津贴标准提高到50%；广东、甘肃、西藏、宁夏提高到30%。一些地区还明确规定，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教师、送教上门教师也可享受特教津贴。 “特殊教育教师需要几倍于普校教师的坚守和付出，要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表彰奖励方面向特教教师倾斜，才能真正提高职业吸引力。”许家成说。对此，《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明确指出，推动各地落实并完善特殊教育津贴等工资倾斜政策，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适当倾斜，进一步提升特教教师工资收入水平。 对于从教近30年的王蓉蓉来说，最大的期盼是特教津贴能够计入退休金。“这对于特教教师来说，不仅意味着收入的增加，更是一份终身的职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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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光教育”到“阳光教育” ——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建言特殊教育发展
1月4日，山东省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特教老师贾凯涛在给学生上刻瓷工艺课。新华社发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特殊教育学校老师张娜与学生交流互动。新华社发 在江西省南昌市三联特殊教育学校，特教老师何兴武给学生解答问题。新华社发 1.以教育促进残障孩子身心发展、融入社会 站在校门看，这所学校和普通学校没有什么区别，淡褐色的校门带着一些设计感，操场上国旗飘扬，对面的教学楼素净整洁。但再深入，就会发现一些不同。除了15间标准的教室外，一些教室的布置近似室内游乐场，这些被称为辅助功能室的地方和教室数量相同，包括感统训练室、多感官康复训练室、言语与听力训练室等。在这里，掌握自理生活的能力，培养出自己的兴趣爱好，远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 不同之处还有，这里的学生较少，只有120名，一个班8至15人不等，老师则有58位。 这是广东省揭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所成立于2013年的特殊教育学校颇具有代表性。 根据1987年全国第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当时我国1~15岁学龄特殊儿童少年约650万人。而当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仅有504所，在校残疾学生5.2万余人。随着国家财政性特殊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加，到2018年，特殊教育学校达到2152所，在校人数达到66.59万人。同时，如揭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一样，有严格的建设指标和师生比例要求。 但张峻绮并没有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对重度障碍的孩子来说，需要在特殊教育学校完成教育，更多孩子还是应该在普通学校就读。”尽管意味着更多付出，更难坚持，戴榕仍然决定让儿子在普通学校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接受融合教育。 “我国对于残障孩子的教育安置形式主要有四种，即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在普通学校的特教班就读，或者送教上门。”成都市特殊教学学校老师雷英从事特教工作近30年了，她介绍说。 戴榕认为，让他们在普通的环境中生活、像其他人一样学习社会交往的融合教育，是目前解决和推动残障人士平等参与和社会融入的最核心最基础的方式，“如果这个阶段不能实现这种融合，他们在成年之后几乎不可能冲破社会障碍、自主地参与社会生活”。 由于对自闭症缺少了解，学校存在排斥心理，张峻绮小学入学曾遭受拒绝。后来入读的学校虽然给予了宽容友好的环境，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老师缺乏特殊教育知识。戴榕需要为学校提供自闭症相关介绍、孩子的日常记录，每遇到更换老师，就要细致沟通。从孩子三年级开始她请了专业老师在学校陪读，自己充当督导，共同制定孩子的个别教育计划，包括设置不同的学习目标，自己制作试卷检测，等等。 如今家长们的负担有了减轻的趋势。 2.融合教育：对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重挑战 最重要的变化是师资力量的增长。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介绍，很长一段时间里，特教老师在教育领域处于地位不高、不受重视的境地，特教也属于边缘学科。因此在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与入学的残障孩子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具有特殊教育专业学科背景的老师紧缺。 2013年揭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刚成立时，江周敏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为了招聘到特教专业的老师需要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而现在仅在广东省内，就有华南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多所高校开设了特殊教育专业。 更现实紧迫的做法是做职业培训。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以成都市为例，2015年起成都市教育局制定并开始实施“融合教育教师培训讲师团项目”，雷英与其他二十多位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教师作为讲师团成员，开始探索适合成都的本土培训体系。他们邀请美国、北京、台湾等地特殊教育名家授课，经过三年的摸索实践，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课程与培训体系。这些课程既包括基本的特殊教育理论，也包括具体如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出现哪些问题及如何应对等。 此后，讲师团作为市级特殊教育研修团队，选拔区级的一线教师进行培训，并帮助建立区级研修团队，再由区级负责校级的培训内容。 对于普通教师的培训，除了转岗特教老师外，更广泛的正是要进行融合教育。 特殊教育的意义，在雷英看来和普通教育的方向是一样的，“要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发展，培养自理能力，发展一技之长，最终融入社会，过上有质量的生活”。 因此，在普通的学校随班就读是特殊教育提倡的方向，也是国际的主流趋势。江周敏与雷英都感到，近年来，轻度残障的孩子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人数在增多，进入特殊教育学校的大多数属于中、重度残障。 雷英直言，融合教育对于特殊教育来说，是一个重大变化，现在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不仅肩负本校学生的教育工作，通常也承担了本地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工作，为普通学校提供支持。对于普通学校教育来说，同样影响重大。作为融合教育的主体，普通学校的老师要在照顾普通学生学习的同时，兼顾完成残障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同时，普通学生如何接纳不同群体、如何在班级营造积极氛围、如何开发每个孩子的潜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等，对于普通老师都是不小的挑战。 因此如果普通学校中有残障学生，班主任、任课老师同样要接受特殊教育培训。2016年，教育部规定招收5人以上数量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一般应设立资源教室，同时配备适当资源教师，为残疾学生的学习、康复和生活辅导提供全方位支持。资源教师的培训对于融合教育来说尤为关键。 周洪宇在调研中感到，目前融合教育还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广州市梧童树教育中心老师钱紫馨，为随班就读的残障孩子提供专业陪读，对此感触更深。她介绍，残障孩子相比较一般孩子更强调个别教育，作为融合教育中对于残障孩子的支持力量，要在控制情绪、正常社交、培养兴趣、学习辅导四个方面提供帮助，如果孩子能尽早接受干预，有些可以在两年之内适应学校生活，独立起来。“但是目前因为资源教师大多不够专业，可能由校医、心理咨询师等担任，数量上也不足以完成一对一的个别教育计划。因此一些有条件的家长选择了请社会机构中有特教经验的老师去学校陪读。陪读老师的费用在广州大概要7000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门槛很高，但是对于一段时间只能陪读一位学生的老师来说，却不是很高的收入，因此老师的队伍一直不够壮大，也容易流失。”钱紫馨说。 此外，尽快研发专业的特殊教育评估工具是雷英认为眼下最急迫的任务，“在普通学校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大多不能用试卷、分数来衡量他的学习质量、进步与否。所以需要一个科学的评估工具和体系，来准确评估学生的基础能力，进而设置合理的教学目标，建立准确评估学生发展情况的机制和质量监测体系”。 3.推动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两头延伸” 毋庸置疑的是，现在特殊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对于特殊教育，十七大报告中的提法是‘关心’，十八大报告强调‘支持’，十九大报告明确为‘办好’。”其中的明显递进让江周敏感到振奋，“原来我们把特殊教育当作‘地球背面’的教育，它是小众的、主流视线之外的‘月光教育’，现在不论是社会的关注，还是行业内部的发展，都让特殊教育成了‘阳光教育’。” 随之而来的是对特殊教育各方面更高质量的追求。随着中、重度残障学生比例提高，护理、教学的难度加大，雷英认为应该增加专业人员。而江周敏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在2020年广东两会上提出建议，应加快提高特殊教育津贴。 特殊教育的义务教育阶段得到长足发展后，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共同关心着特殊教育的老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提出了要关注“两头延伸”的问题。 “一头”是学前教育，对于心智障碍的孩子来说，能够在0至3岁进行干预，会对孩子恢复社会功能有很大的好处。这需要幼儿园、甚至早教机构有能力筛查、干预心智障碍的孩子。而目前有能力接纳残障孩子的学前教育公立机构数量严重不足，导致了入园难的问题。 另外的“一头”是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继续教育与就业。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扎兰屯市副市长杜明燕近年来一直在关注残疾人的发展问题，她说：“对于边疆地区来说，最现实的问题首先是要把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办下去、办好，让残障孩子结束义务教育后，继续享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机会，将来获得一份谋生的职业，对于他们真正融入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目前设有特教班的职业高中以及专门针对残障群体的职业高中数量有限。江周敏将学校教育与就业的衔接称为特殊教育的“最后一公里”，而这也是他认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记者 陈慧娟）
0000-00-00 00:00光明日报 -
教育部：目前不宜扩大中央部门直属高校规模
针对政协提案中在老少边地区增设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提议，近日，教育部回复称，目前不宜扩大中央部门直属高校规模。 有政协委员建议，在老少边地区增设教育部直属高校，加快教育精准扶贫步伐。 对此，教育部介绍，世纪之交，针对高教管理体制存在的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办学、条块分割、重复建设、办学效益低等问题，我国进行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原由60多个国务院部委和直属单位管理的近400所普通高校，大部分划转地方管理，只有二十余个部门继续管理118所普通高校。经过短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由1000多所发展到目前的2956所（含独立学院257所），其中中央部委所属院校为118所，地方管理的高校2838所，地方管理普通高校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96%。中央和省级两级政府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已经形成。 教育部表示，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应进一步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以省级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也明确提出：“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原则上由地方管理，中央保留少量承担全局性、战略性、示范性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因此，目前不宜扩大中央部门直属高校规模。 近年来，为解决中西部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财政部会同教育部于2012年起开展支持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作，支持没有部属高校的中西部14省份各重点建设1所地方高水平大学(即“一省一校”)，中央财政2012—2019年累计安排98亿元。另外，为破解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和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难题，教育部于2018年初启动部省合建工作，对没有直属高校的中西部14个省份(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采取部省合建新模式各支持一所高校发展。 今后，教育部将推动地方政府加大对所属高校的经费投入，健全投入机制，共同促进老少边地区地方高校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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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群变“压力群”“夸夸群”，到底谁之过？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日前江苏某家长的一句心声，激发了很多家长的强烈共鸣。原本为帮助孩子成长、加强学校与家庭沟通而设置的学校家长群，演变成“压力群”“夸夸群”，到底是谁的责任？背后折射了教育领域哪些深层矛盾？ 家长吐槽：家长群压力多多 记者调查发现，家长对家长群的吐槽主要集中在四重压力上： ——第一重：群多、信息多、回复多、点名多，很多人觉得学校家长群比职场工作群还令人紧张。 “每天下班打开家长群一看，未读消息至少上百条。”家住重庆市渝北区的谭悦是一位二孩妈妈。她手机里除了最常见的班级群，还有专门用来布置作业的群、各种幼儿园兴趣班群等，大大小小算下来有十多个。 “稍不注意，重要通知就会被各种回复淹没。”贵阳市民王国良说，之前因为没及时回复，他曾被老师点名批评，于是专门将家长群置顶。另有家长表示：“家长群成了‘夺命call’。回复晚了点名，作业批错了点名，孩子考不好也点名。” “虽然国家要求学校减负，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小学生作业负担依然很重。相当一部分作业，学校要求家长一起陪同才能完成。要是做不好，会被老师点名或直接晒图，压力真的很大。”一位家长对记者说。 ——第二重：除了繁重的课业内容，各种摊派的刷票任务也令家长烦不胜烦。 一些学校参加比赛、评比，会把投票任务分派到各个班级，班主任在家长群发动家长及其亲友点赞、投票，还要求上传投票截图。 ——第三重：在上述“刚性作业”之外，各种排名、攀比的无形压力，更令家长紧张、焦虑。 很多家长反映，虽然教育部门严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公布中小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但仍有一些学校老师用各种方式在群内对孩子的成绩进行比较、点评。 山东省一所私立学校的学生家长章女士说，其实有些功课完成后在书面打卡表上体现就可以，但有些家长非要拍视频发到群里，这家孩子写了三篇功课，那家孩子就要四篇。“本来我们有自己的学习安排，现在每天打开手机一看全是这些东西，瞬间就焦虑了。” ——第四重：为让孩子得到老师特殊照顾，一些家长在群内对老师进行夸张的赞美、追捧，家长群成了“夸夸群”。 受访的多名家长提到，群里老师一旦发话，就有不少家长凑趣，围着老师长篇抒发感激心情。一些家长喜欢用诗词歌赋来赞美老师，没那么“有词儿”的家长会觉得落后、别扭，还有急坏了的家长硬是找同事帮忙拼凑打油诗。 权责界限不清、规定落实不力 “变异”的家长群，折射出家校之间权责界限不清、相关教育规定落实不力等问题。 重庆市政协委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认为，造成社交平台上出现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和老师对家长群的性质未达成共识，对彼此在平台中应扮演的角色没有清晰的认知。 专家认为，学校和家庭教育之间的责任不能混淆，前者以共性教育为主，后者则应以素养、个性化培养为重。 此外，针对家长批改作业、教师发布排名等现象，相关部门也出台了规定，但一些地方落实不力。 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明确规定，教师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家长代为评改作业，严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公布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但在一些地方，此类现象依然屡禁不绝。 一些教师反映，减负政策并未有效落实，教师负担太重，不得不“甩锅”给家长。广州一所中学的老师说，老师除备课教学外，还有教研、培训、批改作业等任务，有时还有上级部门下达的其他任务；因课表容量和在校课时有限，有些任务只能靠家长帮助完成。特别在小学时期，孩子学习习惯尚在养成，需家长深度参与到家校共育中。 也有老师表示，部分教师自身的确存在问题，不能严于律己，缺乏责任担当，在与家长沟通和家校协同过程中，方式方法也欠妥，给家长和学生带来更多压力。 专家认为，家长群所反映的焦虑与压力，也有部分来自家长。望子成龙的期待、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的欲望，令一些人有意无意加剧了家长群的攀比氛围。 回归本源：设定规则、明确边界、切实减负 “群要有群规。”一位家长表示，家长群方便快捷、交互性好，但要明确规则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如北京市教委2019年发布通知，规定群内不得发布学生成绩、排名，不得发布与教育教学无关信息。要尊重学生隐私，不刷屏问候、点赞等。北京一位家长表示，目前群内老师发布通知后，家长一般都无须回复，也不会错过重要信息，感觉“很清净”。 有专家表示，需对教师在群内沟通内容加强规范与引导，如关于孩子个人情况的沟通应尽量回避家长群，老师可选择打电话、私信或面谈等方式，既保护孩子的自尊心，也能更深入平和地了解情况，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此外，家校之间需明确哪些内容属于共育范畴，边界要清晰，不能无限制地把原本该学校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转嫁给家长，增加家长负担。如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德育、劳动教育等，可以多些家校共育的内容；学生学科类的学习应该适当减少家长的关注度，这有利于缓解家长焦虑、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厘清家校共育关系，既要有效约束老师在班级管理中权力过大的情况，也要充分调动家长参与孩子教学成长的积极性，并做好相关监督管理，促进家校更良性地互动。 受访基层教育工作者表示，减轻老师和学生负担不应是单纯的一句话，而要真正落地。对于学校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或非教育教学任务要坚决清理，为教师和学生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此外，建立科学评价体系、有效引导学生、合理疏解教育焦虑才是长远之策。（记者舒静 郑天虹 骆飞 柯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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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边天”！西藏高校在校生超50%是女生
1988年，姬秋梅从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农牧系毕业，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农科院畜科所，从事牦牛研究工作，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继续深造，并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归国。出生于1965年的姬秋梅自小长在牧区，学成后又回归牧区，用毕生所学为牧区群众服务。图为姬秋梅在西藏农科院畜科所查看实验样本（2019年2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新华社拉萨12月18日电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中女性在校生比例均超过50%。高学历女性和高级女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全区享受国务院、自治区政府特殊津贴的女性占比分别达12.74%和17.78%，女性学术带头人占比27.45%。 西藏大学举行首届博士研究生毕业典礼，向4名毕业生授予博士学位。图为西藏大学校长纪建洲给博士毕业生张慧拨流苏（2017年11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西藏藏医药大学研究生处培养办主任明吉措姆本科和硕士阶段都在西藏就读。2004年从西藏藏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她赴国外留学，并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奥地利科学院任博士后，2016年回到西藏。 明吉措姆说：“我工作以来，见证了许多藏族女学生考上研究生，在各行各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是根本不敢想的事情。我在新西藏接受高等教育，深知机会来之不易，我对祖国充满了感激之情。”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卓嘎在位于西藏隆子县玉麦乡玉麦村的家中晒奶块（2017年10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西藏女性广泛接受高等教育的背后，是女性在政治、经济、卫生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西藏自治区妇女志》总编车明怀认为，西藏妇女如今真正撑起了“半边天”，在实现人生价值方面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途径。 如今，西藏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都在提高。截至目前，西藏女性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的33.3%，女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占比达到27.9%和26.7%，女性党员从1960年的1120名增长到2018年的11万名。 这是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肺二科主任花德米（2月9日摄）。2020年11月，花德米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2017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妇女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8年，第三次修订的《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正式施行。 青藏铁路拉萨至日喀则段的藏族女列车长贡久曲珍（右）在发车前和乘务员一起检查车门（1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女性地位持续提高反映西藏社会在新时代的巨变。西藏自治区妇联主席江措拉姆说，西藏妇女打开了工作生活的新方式，有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新机遇，为雪域高原社会发展作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记者金一清） 拉萨雪鹰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女飞行员坚热益西从直升机前走过（2019年8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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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不得通过微信和QQ布置作业
“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一则教育部针对政协委员提案的回复，让“禁止电子作业”成为关注焦点。 近段时间以来，教育部持续下达“减负令”，有关学校对学生及家长布置和提交作业的话题也讨论不断。不久前，浙江发布《加强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意见（征求意见稿）》，拟禁止学校使用APP布置作业，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 “妈妈，我今天留的什么作业来着？”自学校老师通过微信群布置作业以来，每到做作业时间，河北省某学校六年级学生晨晨都会习惯地向妈妈提问。 不仅是布置作业方式，晨晨做作业的平台也转到了线上。 如今，电子作业对中小学生来说越来越平常，“这种方式可以让家长随时掌握孩子的学习进度情况，并与学校一同督促孩子完成作业。”但晨晨妈也有苦恼，APP上的趣味“游戏”总会让孩子“流连忘返”，“我担心长时间使用对视力有影响。” 政策：多地规范学习类APP使用 针对全国政协委员此前提出的《关于停止小学老师用手机微信和QQ对学生及家长布置和提交作业的提案》，近日，教育部在官网上做出回复称：明确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或将批改作业的任务交给家长，避免出现“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现象。 不久前的2月12日，浙江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发布征求《浙江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告，明确严禁使用APP布置作业。福建省也曾出台明确规定：原则上不布置电子家庭作业，确有需要的，初、高中生每日电子作业总时间不长于20分钟并向学校报备。 事实上，自去年起，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就已成为监管重点。2018年8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下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要求学校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教学不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 家长：担心APP不良内容对孩子造成不利影响 “孩子都处在被APP包围的大环境中，一味禁止不合适。”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家长、校理事会理事长黄中表示。在他看来，信息时代成长的孩子，无法避免与各种APP“打交道”，学会健康使用信息化产品，如善用电脑搜索需要的资料，是新型人才必备的技能。 也有家长支持限制使用学习类APP。东城区板厂小学学生家长陈女士认为，APP上的一些游戏甚至不良内容，会对孩子造成不利影响。回归传统的纸笔作业，对孩子来说是好事。 近期，黄中对学校家长进行了一次不记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过半数家庭安装有1至3个教育APP，有近三成家庭有3到5个APP。APP用途方面，有76%的被调查者表示用于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有59.5%的被调查者利用APP学习其他知识，如英语口语等。 对于纸笔作业替代线上形式，有43.8%的家长表示赞同，原因包括使用APP时间过长影响视力、孩子容易被APP上的小游戏吸引等。 学校：电子设备辅助教学不可避免 实际上，学校早已启动教育信息化实践。记者了解到，在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校里，采用APP布置线上作业、利用微信群等布置作业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在教育信息化浪潮下，信息化技术及设备渗透到每一个教学环节，有不少APP进入校园，有些从教学场景切入，有些则从作业场景切入，例如“一起作业”（后更名“一起教育科技”）“作业盒子”等。 “利用信息化设备辅助教学能够提高教学效率是毋庸置疑的”，北京教科院丰台学校校长张广利表示。在不少学校老师看来，教育信息化是大势所趋，利用电脑等智能硬件辅助教学已成为趋势，电子设备辅助教学不可避免，未来可能会更加频繁。 不过北京教科院丰台学校很少利用电子设备布置和让学生完成作业。张广利称，原因是很难保证孩子正确使用电子设备，家长也很难随时监督。“电子设备和软件很容易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很多自制力较差的孩子以做作业为名，看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东西。” 除此之外，基于移动互联网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几乎每个班级都建立了微信群辅助实现“家校共育”，不少老师会利用群聊发布作业、通知等。 但这种方式也存在争议。朝阳区某学校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表示，通过微信群等线上渠道布置作业有利有弊，一方面可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进度，帮助监督孩子；另一方面也可能让孩子形成依赖，自己不记作业，不利于孩子独立自理能力养成。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校长郝玉伟认为，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理解力、接受力不同，所对应的作业形式也应该多样化。只要有益于学生发展，各种完成作业方式都可以，不能抛开作业的作用和目的单纯谈形式。 行业影响：学习类APP将面临转型 i-EDU教育产业投资人俱乐部高级分析师王妍认为，浙江省的相关意见如按照目前征求意见稿的版本实施，将对学习类APP中的工具类APP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帮助老师完成作业分发和批改”的APP。 近年来，应用市场上涌现了不少提供作业批改、自动生成试卷等服务的APP产品。“若浙江省的相关意见落地，提供相应功能的APP或将面临业务的调整。”王妍说。一方面，在线工具类APP切入场景或将向教育信息化方向转型；另一方面，在线工具类APP的业务更加丰富，习题辅导或课程培训或许会成为主要功能。 事实上，对于学习类APP监管早已有之。去年年底，教育部下发《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建立学习类APP进校备案审查制度，“凡进必审”。 随着多项政策相应落地，王妍认为，“技术是实现教育个性化需求的一种工具，将老师从更多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针对性进行教学，有助于更好地为学生服务。政府监管也是旨在规范相关APP的使用，让学生更健康地成长。如何充分利用好互联网为教学体质增效，是长期需要探讨的命题。” 专家声音：学习类APP不应禁用不如进行管理和甄别 “因为担心学习类APP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完全禁止，不免有些因噎废食。”教育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成员、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特级教师李维明表示。 在他看来，教育APP能让学生随时随地进行碎片化学习。随着教育信息化节奏加快，将有越来越多的教育技术、教育产品参与到教学各个环节。目前看来，进入学校的学习类APP多以老师或教育部门推荐为主，学生自主选择空间不大。 “学校引进这些APP，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施教学计划，而不是从学生角度出发。”李维明认为，需要从顶层设计上规范APP进校园。例如，某个地区、省市基于当地的教学情况和学生水平有规划地引进相应产品，且与各个学科的课程设计有机结合，物尽其用。 “从课堂步入社会，碎片化学习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孩子工作和生活中，学习类APP的应用也将越来越深入。与其一味限制，不如多进行管理甄别，让更多优秀的产品为学生所用。” 多部门近期发布的“减负令” ●2017年7月 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中小学生暑期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组织学生集体补课、有偿补课。 ●2018年2月 四部门发布《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提出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不良行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 ●2018年8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不得留作业；严禁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进行排名。 ●2018年8月 八部门联合下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学校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教学不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 ●2018年12月 九部门印发《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要求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作业不超过60分钟，初中家庭作业不超过90分钟，高中也要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0000-00-00 00:00新京报 -
广东深圳：今年学前教育投入72.14亿元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在答复市政协委员提案时透露，全市财政公共预算学前教育投入从2018年年初的20.79亿元，增长至今年年初的72.14亿元，年均增长率达86.28%。今年，深圳财政公共预算学前教育投入占全市财政公共预算教育投入的8.57%。 深圳市财政局表示，深圳每年将15%的地方教育附加收入，作为学前教育专项经费，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以制度形式保障学前教育资金来源。深圳还通过设立学前教育发展专项经费，对满足条件的幼儿给予保教费资助，奖励规范管理、安全办学的幼儿园，资助幼儿园开展省级或以上的教育科研课题研究等。 为稳定学前教育队伍，深圳市财政局强调，深圳为符合条件的幼儿园保教人员发放长期津贴。根据2017年修订的《深圳市幼儿园保教人员长期从教津贴实施办法》，深圳在原标准基础上，每个档次上调50%，按从教年限，每人每月发放450元至1500元的长期从教津贴。 深圳市教育局也表示，为支持幼儿园保教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市级学前教育专项经费按上年全市登记在册的幼儿园保教人员总数，以每人每年650元的标准安排培训经费。深圳还按市教育局提供的过渡期薪酬标准，保障市属公办园聘用人员的工资福利经费。（记者 刘盾 通讯员 刘文玲 张紫欣）
0000-00-00 00:00中国教育报 -
1146件建议提案由教育部牵头办理
6月22日，2020年教育部直属机关建议提案交办会召开。今年两会期间共提出涉及教育的建议提案2338件（建议1390件、提案948件），较去年增加24.4%；教育部牵头办理1146件（建议663件，提案483件），较去年增加20.1%。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孙尧出席会议并讲话。 孙尧指出，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汇聚众智、回应各界群众关切、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和依法施政的重要体现。要增强大局意识，深刻把握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紧紧围绕今年党和国家工作的目标任务，强化使命担当，主动领受任务，扎实办好每一个建议提案。 孙尧强调，今年的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数量更多、时间更紧，要压实责任，形成层层抓落实，件件有着落的办理工作格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登门拜访、邀请调研以及电话微信等方式，与代表委员深入沟通交流。认真采纳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注重办理实效。在联系过程中宣传解读教育方针政策，把政策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要在统筹工作布局中抓住重点，破除难点，对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教育部确定的重点建议提案，集中精力进行重点研究、重点办理、重点落实、重点督办。要建立办理情况台账和定期通报制度，充分运用网络、发文、电话、约谈等形式科学督办，确保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规定的时间内，按时优质办结。 会议还对2019年度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先进承办单位和优秀承办个人进行了表彰。来自28个承办单位（23个司局、5个直属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此次交办会。（记者 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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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一根“线” 拧成一股“绳”——山东省政协党建工作为履职注入持续活力
山东省政协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的协商调研工作也呈现新气象。省政协正用党建工作这根“线”，把委员和机关干部更好地凝聚在一起，把各个部门、各个党支部串联起来，拧成了聚力工作、奋发有为的一
2020-01-20 00:00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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