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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跨越之举
2019年，对中国的基础教育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特别在哪里？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们从回顾中国基础教育70年发展史中，找到新中国从落后走向振兴的真实写照。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在2019年是奋力、勤力、聚力质量提升的一年，是对质量提升建梁立柱的一年，也是落地有声的一年，更是关键领域有所突破的一年。 质量提升，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在这个特殊年份，让我们回顾一年来的大事小情，我们更能体悟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从70年走来的艰辛和历程，站在新的起点上，找到继续向前奔跑的力量。 （一） 围绕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改革，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高规格”“快节奏”，“宏观部署”“微观用心”，“强化配套”“细化措施”，件件桩桩瞄准制约当前质量发展的“腊子口”“娄山关”。 “这个幼儿园，是全市开展配套园整治工作以来，最早无偿移交政府的3所园之一。”山东省日照市教育局托幼办主任王成梅说，小区配套园规划建设及整治工作，并非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教育部门跑去找开发商，连老板都见不到”。 最后这个海滨小城以“百日攻坚”行动啃下硬骨头，副市长组织召开开发商会议约谈。目前，全市小区配套园整改完成率达72.5%，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6%，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达99%。 政策总是连着两端，一端延伸至最末梢，是影响到一个个家庭，惠及普通人；另一端是党中央、国务院。 全国教育大会以来，《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在2019年接连印发，3个文件既注重针对性，又体现系统性，对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重大部署。 7月2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这是国家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吹响了贯彻落实3个重要文件、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冲锋号。 “这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迈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新阶段。”业内人士分析认为。10月12日，浙江海盐，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启动。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从教育机会公平到追求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旋律。 对标中央要求，围绕内涵建设、提高质量重点任务，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在今年陆续推出： 11月底，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的意见》3个配套政策文件。而加强教研、考试命题、实验教学这三方面的工作，是新时代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关键之举。明确教研员的专业标准和配备标准，这是史上首次。 加强劳动教育、改进学校体育美育工作、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中小学生分级阅读指导，以及教师减负、教师优待办法、教师教育惩戒权等系列配套政策文件，也已经陆续问世。 各地也在马不停蹄地落实中央精神，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重点落实任务。目前，天津、辽宁、吉林等19个省份已提出相关思路举措。 改革离不开基层首创，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也是如此。江苏出台了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基本办学要求，黑龙江制定了“零起点”教学具体意见，重庆、贵州出台了做好劝返复学学生管理办法等。 一年来，着力化解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城镇挤”“乡村弱”“大班额”，普通高中存在素质教育实施不全面、唯分数唯升学率评价教育质量等突出问题，共同指向教育质量提升的应有之义：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二） 孩子入园上学、接送问题……是家长的烦心事、民生热点，也是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能像当今这样，如此重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6000元的报名费，2000多个名额，现场收现金不开发票，家长为捡漏翻遍垃圾桶……”近日，媒体一篇文章详细描绘了北京海淀区某民办学校冬令营报名的“疯狂”。虽然该校并不承认冬令营与招生相关，但是不少家长仍然相信，报名费实际买的是可以提前拥有招生考试机会的“入场券”。 对此，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予以严正答复：“不折不扣落实中发26号文件，明年各省份全面落实民办、公办同步招生。” 3个文件的贯彻落实虽已经开局起步，势头良好，但是全面落实的任务还很繁重，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多项工作关系民生，牵扯义务教育招生、“三点半”难题、“大班额”、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控辍保学、中小学生“减负”等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政策落实有一点走样，就容易惹起民议。 驶入新时代的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折射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未来的企盼。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为基础教育重要的价值取向，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成为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坐标。 推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必须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狠抓落实，打好改革发展攻坚战。这一年，聚焦民生热点，狠抓治理落实： 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是法理要求。为推动各地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目标，形成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学规则，今年年初，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积极稳妥推进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特别要求公办民办同步招生。一年来，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总体平稳，取得了新的进展。全国24个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达到98.6%。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的11个领域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显示，人民群众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名列第一。 “三点半”问题成了不少家长的焦虑。为解决家长接送、学生课后生活等难题，教育部积极推动中小学建立弹性离校制度，鼓励学校积极开展课后服务工作，不断提高课后服务覆盖面。目前已有29个省份制定了关于建立中小学课后服务制度的意见。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里，66.2%的小学、56.4%的初中开展了课后服务。 控辍保学被教育部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政治任务。今年5月，教育部专门召开了全国控辍保学工作现场推进会，建立了控辍台账销号管理制度。10月29日，中纪委公布了控辍保学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数已由2019年5月底的29万减少至6.5万。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是今年的一场“攻坚战”。今年以来，在全面完成摸排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治理整改工作力度。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改任务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有1.14万所，占应治理总数的57%。 减负是个老话题，但是总会引发新的舆论热潮，也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减负的度在哪里？《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30条”）推出后，今年已有24个省份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一种共识渐渐达成：减负不是让学生没有学习负担，要优化学生的合理负担，必须保持定力、遵循规律。 一年来，质量提升的系列举措稳准狠，不打折扣，突出政府托底、系统保障，更调动了各方参与积极性，颇有成效，把人民群众满意度和教育改革成效逐步协调统一起来。 （三） 全面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推进基础教育关键领域改革，为提高教育质量创造条件。 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海南、辽宁六省市高中起始年级学生的课桌上，摆上了3科新教材：思想政治、语文、历史。 教科书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历来为公众关注。3科统编教材编写团队耗时两年多，才得以完成。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2019年也是一个标志性年份，从秋季学期起，实现了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所有年级全覆盖。 全面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推进基础教育关键领域改革，为提高教育质量创造条件。有哪些关键领域？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提高教育质量，抓好教材是基础。要完善考试招生制度，落实义务教育领域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稳步推进招生改革，建立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破解唯分数、唯升学率评价教育质量等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我们特别强调严格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科学命题，取消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切实做到学什么、考什么，而不是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全面落实素质教育的要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1月底，《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发布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这样阐释改革的用意。 教师队伍是质量提升的根本保障，如何在用人机制上激发队伍的活力，促进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使更多优质教师资源惠及更多学校和学生，考验管理者的智慧。今年以来，全国已有23个省份明确了教师“县管校聘”改革路径，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氛围逐渐形成。 高考综合改革和高中新课程实施对普通高中保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当前普通高中教育还存在着素质教育实施不全面、片面应试教育倾向严重、唯分数唯升学率评价教育质量等突出问题，急需通过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加以破解。 今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就推进普通高中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质量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全面部署。“构建全面培养体系”是其重点和亮点，并首次将“学生发展指导”提升到“推进育人方式改革”高度。 每个地区和学校在探索和建立适合本地区、本校实际的高中育人方式改革。2019年秋季学期起，海南成为全国首批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省份，全省高中都开始不同程度地选课走班，让学生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学习，改变了原来行政班“齐步走”的教学模式，探索课程、教材、教学、考试、评价、招生的有机衔接。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基础教育关系到每一个人，是提高国民素质、实现国家富强的基础性工程。“质量”成为今年基础教育改革的最高频词汇，驶入新时代的基础教育，牵线两端，一端关乎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为不同性格禀赋学生提供更加适宜的教育；另一端是关乎社稷未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虽道阻且长，但胜在谋划，足下有力，愿景美好。 让我们期待着。（记者 赵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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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优扶强打造一批高职“样板房”
高职院校学生在进行测绘实训，锻炼实践技能。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供图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财政部10月25日公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拟建单位名单。 今年2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提出实施“双高计划”；4月，教育部、财政部陆续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遴选管理办法（试行）》和申报通知，计划正式启动实施。经过近半年的准备和遴选，最终将花落谁家？又将如何影响职业教育改革走势？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197所拟建单位覆盖29个省份 “双高计划”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从此次公示的名单看，共有197个拟建单位上榜，其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56所高职学校进入高水平高职学校拟建单位，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等141所高职学校被列入高水平专业群拟建单位。 “双高计划”被视为落实“职教20条”的重要举措和职业教育“下好一盘大棋”的重要支柱。“双高计划”项目遴选坚持的是扶优扶强原则，即质量为先、以点带面，兼顾区域和产业布局，支持基础条件优良、改革成效突出、办学特色鲜明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从省份布局看，目前已公示的197所拟建单位覆盖了29个省份。从专业布局看，申报的389个专业群覆盖了18个高职专业大类，其中布点最多的5个专业大类分别是装备制造大类、交通运输大类、电子信息大类、财经商贸大类、农林牧渔大类。从产业布局看，服务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群有113个，面向现代服务业的112个，面向先进制造业的100个，面向现代农业的32个，其他32个。 “学校布局既体现了质量，也兼顾了均衡。专业布局既体现了全面，也兼顾了重点。”“双高计划”项目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黄达人表示。 遴选突出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 目前名单尚在公示阶段，与最终公布遴选结果还有一段距离。那么，这份名单是怎样产生的呢？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遴选包括学校申报、省级推荐、两部委托遴选确定等3个环节。 首先，符合申报条件的学校自愿申报，按要求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申报材料。然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学校申报资格进行审核并择优遴选，公示无异议后报教育部、财政部。最后，两部委托专委会开展项目遴选。专委会根据遴选标准评价排序，提出推荐单位名单。两部审核、公示后，公布最终结果。 专委会委员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学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专家组成。“区别于以往的项目设计，‘双高计划’的遴选管理办法明确了学校申报的硬条件，提出省级推荐、专委会评审、两部审定，还提出动态管理、过程监测、有进有出、优胜劣汰，整个设计更加看重地方对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响应程度，注重高职学校的改革意识和绝对水平，通过扶优扶强和持续支持，打造一批高职学校的‘样板房’。”黄达人说。 今年4月底出台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省级、学校、专业3个层面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对学校提出了“近两届获得过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第一完成单位）”“主持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项目且应用效果好”“承担国家级教育教学改革试点且成效明显”等9项标志性成果。 “这些标志性成果均是近年来国家统一部署推动、面向高职战线的重大改革任务，均面向全部高职学校且经过竞争遴选，突出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说。 舞好职业教育改革龙头关键在建设 “‘双高计划’，遴选只是第一步，要实现‘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关键还是建设。”黄达人强调。 “‘双高计划’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主调是引领改革和创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说，“在整个职业教育改革中，处于舞龙头的位置，关系到我国职业教育往何处走、办成什么样、发挥什么作用的大问题。” 据介绍，“双高计划”全面实施项目绩效管理。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调整项目经费支持额度的重要依据。对资金筹措有力、建设成效显著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对资金筹措不力、实施进展缓慢、建设实效有限的项目，提出警告并酌减资金支持额度。对出现重大问题、经整改仍无改善的项目，中止项目建设。中止建设的项目单位不得再次申请“双高计划”项目。 “双高计划”每5年一个支持周期，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年度评价、期满考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管理机制。“双高计划”每个支持周期结束，立项建设单位按要求提交验收报告，经省级验收通过后报两部复核。复核结果予以公布，并作为下一周期项目遴选的重要依据。 “双高计划”立项建设单位根据立项类别和专家意见，结合预算安排，完善建设方案，明确绩效目标，编制建设任务书，经省级教育、财政部门核准，报两部备案并启动建设。备案的建设方案和任务书原则上不作调整。如建设过程中确需调整，须经省级教育、财政部门核准并报两部备案。 “站在新起点上，未来承担‘双高计划’建设的高职学校，要搞清弄懂改革内涵，将改革任务落实到位，努力打造特色品牌，推动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打造人才培养高地，创新服务平台，建设高水平专业群，深化‘三教’改革等方面下功夫。此外，‘双高计划’建设需要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国家、地方和学校要同频共振，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加强项目实施管理，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优化改革发展环境，动员各方力量支持项目建设。”邢晖说。（记者 高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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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今年发放44亿助学贷款 资助学生60万人
中国教育报郑州11月19日讯 截至19日当天，河南省共发放2020年度国家助学贷款43.89亿元，资助省内高校和考往省外高校的河南籍学生60.07万人。 2013年起，在继续做好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基础上，河南全面实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建立了“高校”和“生源地”两种模式并行、“双轮驱动”的工作机制，实现了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对省内高校学生和考往省外高校河南籍学生的全覆盖和“应贷尽贷”。截至目前，河南已累计发放助学贷款264.53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413.24万人次。国家助学贷款已成为该省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主渠道和教育脱贫攻坚的重要政策措施。 为推进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落实落细，河南全面落实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金，省级财政投入近4亿元、市县财政约1.5亿元，为国家助学贷款良性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河南还建立了覆盖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的资助工作体系，贷前深入开展政策宣传和诚信教育，贷中精心组织受理发放，贷后加强回收管理工作，到2020年10月底，到期贷款本金50.96亿元，本金违约率仅为0.97%，远低于国家及河南省确定的风险补偿金比例。（记者李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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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要求网络高等学历教育严把“三关”
12月18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促进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高等学历教育要严把“三关”，落实“两责”，为更好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要求，网络教育要严把人才培养的入口关、过程关、出口关，合理确定招生规模、规范招生行为秩序、严格规范招生宣传；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完善教学全程管理、切实加强考试管理、从严管理学习中心；规范毕业论文（设计管理）、严格毕业资格审查。明确提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移、下放招生录取的职责和权利，严禁通过个人、中介机构及培训机构代理招生和收费”“不得发布模糊、虚假、违规招生信息误导学生”。 通知强调，高校要将办学治校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明确总体发展定位，加大办学投入保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质量保证措施，严格落实责任制。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综合监管指导，落实属地监管职责，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加强质量监测评估。 网络教育试点多年来快速发展，但部分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存在办学定位不清、招生管理粗放、教学管理制度不健全、出口把关不严、对学习中心监管乏力等问题。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全民教育作出重要指示。随着数字时代到来，网络教育开放灵活、便捷高效、能有效克服工学矛盾等优势愈加凸显，高质量发展继续教育是新时代高校的使命担当。此次出台文件，就是要推动高校下大力气练好“内功”，针对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切实提高育人质量，以此来落实党和国家要求，满足社会期盼。（记者 高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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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双高计划”建设名单公布
12月18日，教育部、财政部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名单，56所高职学校入选高水平学校建设，141所高职学校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高职学校和专业，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决策部署。作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点项目，“双高计划”比肩普通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是落实“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重要制度设计，也是国家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先手棋”。 自今年4月以来，教育部、财政部协力推动项目落地，完成了顶层设计，提出“总量控制、动态管理，年度评价、期满考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建设机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经过学校申报、省级推荐、遴选确定三个环节，最终确定第一轮建设学校和专业名单。 从省份布局看，197所建设单位覆盖了29个省份。从专业布局看，申报的253个专业群覆盖了18个高职专业大类，布点最多的五个专业大类分别是装备制造大类、交通运输大类、电子信息大类、财经商贸大类、农林牧渔大类。从产业布局看，服务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群有75个，面向现代服务业的71个，面向先进制造业的63个，面向现代农业的23个，其他21个。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双高计划”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推进。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宏观布局、统筹协调等顶层设计，组建项目建设咨询专家委员会，为项目遴选和建设提供咨询服务。地方加强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协调各方力量支持项目建设，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构建以“双高计划”学校为引领，区域内高职学校协调发展的格局。学校深化改革创新，聚焦建设任务，科学编制建设方案和任务书，健全责任机制，确保建设成效。通过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多方协同建设，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打造一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带动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区域支柱产业发展。 在经费支持方面，“双高计划”采取中央引导、地方为主，着力构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新机制。地方在完善高职生均拨款制度、逐步提高生均拨款水平的基础上，对“双高计划”学校给予重点支持，中央财政通过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对“双高计划”给予奖补支持，发挥引导作用。“双高计划”中央财政每年引导资金20余亿元。有关部门和行业企业以共建、共培等方式积极参与项目建设。项目学校以服务求发展，积极筹集社会资源，增强自我造血功能。 此外，“双高计划”更加注重营造改革环境，要求地方在领导班子、核定教师编制、高级教师岗位比例、绩效工资总量等方面按规定给予政策倾斜，建立健全改革创新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双高计划”学校大胆试、大胆闯。 据了解，“双高计划”每五年一个支持周期，全面实施项目绩效管理。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调整项目经费支持额度的重要依据。对资金筹措有力、建设成效显著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对资金筹措不力、实施进展缓慢、建设实效有限的项目，提出警告并酌减资金支持额度。对出现重大问题、经整改仍无改善的项目，中止项目建设。中止建设的项目单位不得再次申请“双高计划”项目。近期，教育部、财政部将组织培训，推动入选学校完善方案、夯实任务、确保建设实效。（记者 高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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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历史新征程
“启动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工作，是我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一件大事，是义务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0月12日，在浙江海盐召开的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启动现场会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作了上述解读。优质均衡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新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目标着眼于推动新时代义务教育在基本均衡的起点上向更高水平、更加均衡、更有质量迈进。 义务教育是中国的百年梦想。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到2000年初步实现“两基”战略目标，再到2011年全面完成“两基”攻坚任务，经过25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全面普及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解决了“有学上”问题的中国，实现了从一个文盲大国、人口大国向教育大国、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跨越。 百年梦圆，千年寄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联合国的视频贺词中说，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6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市八一学校时指出，要“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每一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 中国对义务教育的期待和追求从来没有止步，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念逐渐上升为改革共识并由此产生强大的推动力时，以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度渴求为出发点，以公平理念为支撑的均衡发展诉求为切入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义务教育正在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迈进的道路上，书写着属于这个新时代的灿烂历史。 国家意志：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命题 2006年6月的四川成都，2009年11月的河北邯郸，先后召开的两场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因为传递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而被铭记：“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政府的法定责任。” 其实，在新世纪的中国教育打响“普九”最后一场攻坚战时，一些迫切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便浮出水面：“普九”之后，义务教育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普及之上的均衡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对公平抱有极大期待，另一方面不得不正视教育发展在区域、城乡和学校间存在的客观差距。在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性思考面前，办好每所学校，让每个孩子都上好学，让每个家庭都能享受教育的福祉，成为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 2005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一次将“均衡”作为义务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 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提出，“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一次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升为各级政府的法定义务。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是党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思想。 短短3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从部门决策上升为国家意志。此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共识。 2010年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更是把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为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此后，面对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的客观情况，国家确立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城乡，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指导思想。等到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印发，更是为义务教育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均衡注入了强大动力。 陈宝生用“坚持将公平普惠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依法依规科学推进、强化地方政府责任落实、以督导为抓手强力推动”来定义以2013年5月教育部对张家港、常熟、太仓三市为起点开启的全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工作。 统计显示，这项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2717个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占全国总县数的92.7%，有效巩固了“两基”成果，有力支撑了国家战略实施，明显缩小了义务教育差距，基本形成了一揽子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的制度安排。这背后，是一组“看不见”的数字—— 6年来，累计共组织督学和专家4000多人次，进行了149省次督导评估，检查学校2.5万所，召开座谈会约1万次，对140万人次进行问卷调查，反馈意见逐县列出问题清单1万余条； 督促各地加大工作力度，安排用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金累计4.18亿元，新建改扩建学校约30万所，增加3000万个学位，补充教师193万人，参与交流的校长和教师280万人次。 效率和公平一直是社会进步的两大主题。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分阶段明确传达了一个历史性判断：经济发展要与社会相和谐统一、城市要与农村相统一、效率要与公平相统一。这一判断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实现以义务教育为代表的教育公平。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快速发展也改变着教育格局和生态。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3.73%；201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57.35%。大量人口向城镇聚集，汹涌而来的教育人口，给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义务教育、给输出教育人口的农村教育出了一道世界性难题。以改革创新推动系统化变革，势在必行。 其实，早在新世纪之初，国务院分别在2001年和2003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便提出了加强农村教育、改造薄弱学校、缩小差距的新思想。两个会议随即引发了全国教育理论界的大讨论，有关教育平等思想、公平思想、科学发展等一时成为主流理论话题，并引领了一系列推进均衡发展的早期实践。 而《关于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印发、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和201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的出台，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在这一政策取向下，坚持雪中送炭，着力抬高底部、补齐短板，努力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和校际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成为一种生动的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和一幅壮丽的时代画卷。 2016年5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着力解决‘乡村弱’和‘城镇挤’的问题”。这份长达6000多字的文件，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调动了8个部委的力量，充分彰显出党中央、国务院解决制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瓶颈问题的决心和魄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提升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如何提高基础教育服务社会民生的能力，依然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大命题。“要深刻领会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这一上台阶、抓引领、促内涵、贴民心工程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内涵要义，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标准化建设程度更高，教师队伍更强，人民群众更满意。”陈宝生说。 政府履职：公平公正的政策价值取向 常山，浙江经济的“后进生”。2017年，常山县委、县政府将教育列为“一号工程”，当年地方财政收入仅14亿元，就拿出了4.89亿元投在了教育上。 “可以说，长期以来，浙江从基本均衡到高水平均衡，再到目前的优质均衡，一张蓝图绘到底，始终走在均衡发展之路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进阶之路，在浙江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心中有着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 时光拉回8年前，2011年3月，教育部在京与15个省份正式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一年半时间里，签署备忘录的省份扩大到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省一案”地确定了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此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延续了这一举措，纷纷与各地市或县、市、区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书，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协同推进机制，有效落实了各级政府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法定职责。 “原来我们有事要找县长、书记很难，现在县长、书记隔三岔五主动找我们，问教育发展有什么需求。”江西省会昌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 改变从何而来？ 原来，江西省委、省政府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入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和省政府工作报告，列入民生实事工程安排方案。省政府划定时间表、路线图，将工作任务和责任横向分解到边，纵向落实到底。江西省委组织部与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联合建立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机制，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来抓。 决策层“谋局”，各级政府“谋事”。把最好的资源留给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成为各级政府的庄严承诺—— 浙江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富民惠民安民行动计划》，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提升工程列入其中； 辽宁建立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信息系统平台,加强动态监测,持续发布年度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公告； 云南省委、省政府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指标纳入县、村、户脱贫考核，形成“抓脱贫攻坚必抓均衡”的工作机制。 ……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重点，更是难点。办好义务教育，显然离不开持续稳定的教育投入做保障。如何按照“城乡一体、精准改薄、城镇扩源”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倾斜，加大资金、规划和项目的统筹力度，不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成为各地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鲜明政策风向。 如果在若干年前，或许很难想到，在“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出门过溜索，种地像攀岩”这则民谚所描述的偏远贫困山寨云南省福贡县，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部可以享受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政策。如今放眼整个云南省，福贡县并非教育普惠政策的“独苗”，怒江州和迪庆州从2016年便开始大幅提高了民族地区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和贫困生生活补助标准。 如果在若干年前，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丽云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山区县、老区县、库区县，蒙阴县每年能拿出全县总财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投入教育。“目前全县在职教师人均月工资比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高出1415元，教师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8688元，比2014年翻了一番还多，成为全县财政供养人员中待遇最好的群体。”王丽云的语气中透着喜悦与自信。 当承载着公平与公正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共识时，与之相关的政策举措便水到渠成地进入系统化推进的节奏。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到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从加大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力度到提高困难家庭学生资助水平，保障各类弱势群体公平受教育权益，正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推进教育均衡的扎实行动。 人民获得：从“基本”到“优质”的未来之盼 “前几年，镇上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左邻右舍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借读。恰好，镇政府把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孩子留在镇上学校上学。”对当初的选择，中央民族大学附中丰台实验学校学生家长王艳庆从未遗憾。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盘关乎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的“大棋”，对每个深处其中的个体而言，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改变才是最真实可感的获得。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更高水平、更加均衡、更有质量”已成为新时代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同以往的新诉求。 2017年，《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应运而生，从资源配置、政府保障程度、教育质量、社会认可度等方面，提出31项具体指标。这不仅意味着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有了新坐标，而且对“群众满意度”这一指标的凸显，更是彰显了鲜明的民生特性。 “优质均衡通过教育资源的高标准，教育质量的高公平，校际差异的高均衡和各类群体的高覆盖，提高教育公平程度和社会满意度。优质均衡督导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田慧生表示。 2019年，在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启动现场会上，陈宝生赋予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四个工程”的重大意义。他表示，启动优质均衡督导评估，这是一个上台阶的工程，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需求，更好地支撑人才强国、创新驱动等国家重大战略；这是一个抓引领的工程，作为义务教育的龙头和统领，指引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这是一个促内涵的工程，围绕提高质量，推动我国义务教育工作重心尽快从硬件建设转移到内涵发展上来；这是一个贴民心的工程，回应了群众关切，有利于推动解决义务教育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群众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 什么才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生进一步对优质均衡的内涵要义进行了解读：“一是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坚持有教无类，五育并举，因材施教，为每一名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二是标准化建设程度更高。补齐短板，解决大校额、大班额问题，加快提档升级，做到‘校校达标’‘项项达标’。三是教师队伍更强。要努力实现教师队伍素质更强、待遇保障更强、管理制度更强。特别要解决好教师和校长交流轮岗等制度，确保城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有更多好老师。四是人民群众更满意。指标合格了，人民群众不满意，这不是真合格；只有指标和人民群众满意度双合格，才是真正的优质均衡。”这“四个更”，成为衡量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把标尺。 当择校热、校外培训热、减负成为百姓口中的热词，对这些问题关注得够不够、理解得深不深、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百姓对教育的评价，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不仅是两个字的变化，其背后折射的是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 浙江省海宁市教育局原局长胡振学至今还记得，择校最“疯狂”的时候，城区热门学校一个班竟然有74人，“择校费”更是万元起步，“别说优质均衡了，就连最基本的教育公平都没了保障”。 作为曾经择校问题严重的热点城市，北京市的免试就近入学具有政策的标杆意义。北京市委、市政府坚持把义务教育入学工作作为政府行为予以保障，市长办公会专题审定年度入学政策，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定期研究推进，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推进教育公平的高度统筹推动义务教育入学改革。 上海、杭州、沈阳、温州等地先后推行集团化办学，以名校带动弱校，在保持各校特色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集团内教育资源配置均衡。 2017年初，教育部门对全国24个大城市重点监测的调研数据显示，包括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和福州、南昌、郑州、长沙、贵阳等5个省会城市在内的24个城市中，有18个城市已实现公办小学学生全部免试就近入学；上海、沈阳、深圳、济南、青岛等9个城市公办初中（不含寄宿制）学生也已全部实现免试就近入学。 另一个一直以来横亘在学生、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是“减负”。 为整体推进减负工作，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政府等4个方面明确减负责任。 随着国家多项政策的出台，各地纷纷出台强有力举措：湖北建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和学业负担监测机制，从制度上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浙江宁波鄞州区，学生晚10点还未完成作业的，在家长证明下可选择不做完剩余作业…… 与此同时，秉持着关注每一名学生、更加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从国家到地方层面，出台了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不以升学率为标准来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工作、控制考试次数、探索实施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考试成绩不进行公开排名等一系列规定，力求实现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 如果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实现师资均衡就是最艰难的挑战，也是最关键的发力点。在优质均衡阶段，教师队伍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优质均衡发展评估办法中，涉及教师的指标共10项，占三分之一。 重庆市江津区凤场学校地处大山深处，很长一段时间里，班主任“包办制”和一名教师一周30多节课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今，凤场学校的师资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17年，我们学校招到了5名本科生，其中有一个重庆大学毕业的还是体育专业！”体育教师的严重不足得以弥补，这让校长涂小伟兴奋不已。 政策向农村教师倾斜，为乡村教育造血，一系列高含金量的举措在各地频现。河北、内蒙古等省份创新实施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为农村学校培养本土化师资；向农村倾斜的差别化待遇，让湖南乡村教师腰包鼓了、干劲足了。在江西于都，“点对点影子式”跟班培训，让教师接受了一次次观念风暴的洗礼。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5年以来，338个县共新补充教师约22万人；其中，音乐、体育、美术、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约4万人，占新补充教师总数的20.1%。 瞄准教师队伍建设的痛点、难点，各地在完善编制管理制度，改革校长和教师交流机制，加强教师培训等方面大胆突破。如今，一支肩负着建设教育强国重任的专业化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回望过去，从基本普及到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实现了中华民族“有教无类”的千年夙愿，为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入口，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的号角嘹亮吹响，向着更好更公平的目标，中国教育必将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人民期待，不断会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磅礴力量。（记者 柴葳 焦以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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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党组：在疫情大考中交出合格教育答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教育部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加强指导督导，层层压实责任，严防扩散、严防暴发，确保了一方净土，教育教学秩序正平稳有序恢复。 坚决把师生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教育系统有2.7亿青少年和1700多万教师，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关乎全国疫情防控总体局势的重要战场。教育部党组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最重要工作，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一切教育工作的前提。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建立部属高校点对点联系工作机制，及时召开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加强调度督促，做到每日研判部署、每日调度落实。严防死守校园疫情防控，压实属地责任，部署延期开学。明确并严格落实“五个一律”要求：未经学校批准学生一律不准返校、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门、师生进入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检测体温、对发烧咳嗽者一律实行医学隔离观察、不服从管理者一律严肃处理。因时因势调整应对举措，一体化推进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统筹做好来华留学生、港澳台师生、外籍教师、在外留学人员疫情防控。发布海外留学人员防控指南，发放“健康包”，加强对海外学子的关心关爱。 大规模成功实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及早部署、及时行动，研判调整方案，加强技术资源保障，提升教师在线教学能力，组织指导各地各校大规模开展在线教育教学，努力化“危”为“机”。指导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网上教学，支持湖北、武汉和“三区三州”等地，空中课堂每天滚动播放14小时，覆盖偏远贫困地区用户1.4亿，总覆盖人口超过10亿。把握好教学内容的适量和教学时长的适当，指导学生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加强居家体育锻炼和近视防控，促进健康成长。开放在线课程资源，保障高校和职业学校在线教学，学生满意度和获得感大幅上升。分享在线教育教学经验，共享资源，推进高校在线教学英文版国际平台建设，助力全球在线教育。 平稳有序推进开学复课。明确提出“三不”开学标准：疫情没有得到基本控制前不开学、学校基本防控条件不具备不开学、师生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不开学。强调“一严二清三防四控”应对举措，即严格落实保障条件，政策清、家底清，防突发事件、防次生灾害、防懈怠情绪，控聚集、控流动、控质量、控安全。错峰错时错区域错层次开学，指导各地全面评估开学条件，审慎确定开学时间、科学制定开学方案，全程跟踪、即时监测。部署各地和高校研制实施大学生返校方案。出版幼儿园、中小学校、高校新冠肺炎防控指南，印发《教育系统应对学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处置预案》《大专院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开学复课后，学校采取小班教学、错峰用餐、加大间距等措施避免聚集。目前，各地均确定了中小学部分学段开学时间，超过一半的省份确定了高校开学时间。 突出做好教育民生保障工作。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拓宽就业渠道，面向国家战略扩大重点领域招聘，引导基层就业、参军入伍，丰富新就业形态。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18.9万人和普通高校专升本规模32.2万人，增加升学机会。开拓招聘渠道，搭建“24365全天候网上校园招聘”平台。加强个性化就业指导，推进就业体检结果互认。推迟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实施“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开辟招聘专场，组织高校“一对一”帮扶，重点支持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为最大限度保障教育公平，经综合研判、审慎研究，经中央同意，2020年全国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稳妥做好疫情期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研究生复试录取、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等工作。建立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近4000名心理咨询师和200余名督导面向湖北和武汉公众、海外留学生及华人华侨等群体，提供心理援助服务。1630余所高校开通心理支持热线或网络平台，缓解疫情期间心理焦虑。牢固树立“疫后意识”，组织开展教育领域“疫后综合征”分析研判。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总攻统揽教育脱贫攻坚，确保在收官之年高质量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迅速组织力量投入抗击疫情一线。动员教育系统积极服务抗疫大局。全国138所高校371家附属医院派出1.4万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抗击疫情一线，成为最美“逆行者”。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在鄂高校附属医院的师生坚定信心、坚守一线、抗击疫情、守护患者，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各项保障，指导各地教育部门和有关高校重点做好对支援湖北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的关心关爱工作。快速启动研究工作，鼓励多学科交叉、医工结合，组织万余名科研骨干开展新冠肺炎疫苗、检测试剂、药物研发等科研攻关，促进研究成果尽快应用。8项核心技术转化成检测产品。一大批高校及附属医院的科研团队坚守疫情防控、临床诊治、科学研究第一线，将最具有价值和温度的科技攻关成果用在祖国防疫一线上。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加快国家急需的公共卫生和基础医学人才培养。 疫情发生以来，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提高政治站位，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把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转化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攻势。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指导派出援鄂医疗队的高校党委组建临时党组织，凝聚医护人员战斗在抗疫最前线。教育部机关党员干部和群众自愿捐款143万余元支持疫情防控，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乡中水寨村10名大学生等“90后”“00后”勇作“防疫尖兵”，让党旗在教育系统疫情防控最前沿高高飘扬。注重把疫情防控与识别考察锻炼干部相结合，要求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举办“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共抗疫情、爱国力行”主题教育等活动，讲好教育抗疫故事，激发广大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凝聚起共克时艰的磅礴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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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方案出台
记者2021年1月10日从安徽省教育厅获悉，《安徽省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已于近日出台，安徽省将在近年来全省医疗卫生系统和高等医学教育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以新医科建设为抓手，分类培养研究型、复合型和应用型医学人才。 《安徽省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将临床医学、中医学、中药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学科列入高峰学科建设，强化跟踪问效，开展绩效考评，推动安徽省医学领域高层次人才、项目、平台等建设；新建若干医学领域省重点实验室，争取1个至2个能够纳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 在招生方面，适度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临床医学（含口腔医学、中医学）本科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年度招生总量、专业方向的结构比例与安徽省临床医学人才需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容量相匹配。多措并举稳定基层全科医生队伍，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规模，探索按照考生户籍以县为单位定向招生的办法，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培养专科定向医学生。支持中医药院校面向校内选拔优秀学生，构建中医药名师学术传承梯队，支持安徽中医药大学省部共建，加强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支持安徽中医药大学组建安徽省中医药博物馆，建设一批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探索实施高职临床医学、护理等专业质量评估，将医师（助理医师）资格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首次通过率作为评价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 同时，安徽省还将加强与苏浙沪地区高水平医学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深化医教协同、医养结合，发挥长三角医学教育联盟作用，建设高水平复合型医学人才联合培养体系，规范医学人才培养标准，推进名师互聘、课程共享、学分互认，共建培训基地等，加快联合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 根据该方案制定的目标，到2025年，安徽省医学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更加优化；打造一批优质医学教育资源，建成一批医学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医学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医教协同深度融合，医科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高水平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建立；政策保障更加有力，医学人才使用激励机制更加健全。到2030年，将建成具有安徽特色、更高水平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医学科研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服务健康安徽的能力显著增强。
0000-00-00 00:00安徽日报 -
新乡课后服务为百姓排忧解难
十月的新乡已是秋意渐浓。虽然已过下午放学时间，但校园内学生或写作业、或做手工、或做运动，课后服务让本该寂静的校园变得生机盎然。 “太感谢党和政府，真心为群众办实事。课后服务彻底解决了我的心病。”一提起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河南新乡卫辉市实验小学五（6）班学生潘春孜的父亲潘洪儒高兴地说。 过去，学生放学早、家长没空接，辅导作业难、家长盼帮忙，校外培训贵、质量没保证……这些烦心事一直困扰着潘洪儒和新乡市的不少家庭。 为解决群众的期盼和诉求，新乡市委、市政府今年初决定，在全市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确立了“先城后乡、以城带乡，试点先行、全面推开”的思路，并确定新乡市区学校和卫辉市城区学校在今年3月作为试点先行探索，9月底在全市范围实施。截至10月21日，全市421所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占全市中小学校总数的24%；参与学生32.7万人，占全市中小学生总数的25.5%；全市共开展各类课后服务班级8387个，其中作业辅导班5675个，室内兴趣班1792个，户外兴趣班920个。 关注群众需求，立足实际提供公益服务 “课后服务真是好！”面对记者，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七（6）班学生侯泊男的母亲难掩喜悦，“以前经常为谁接孩子放学犯愁，为辅导孩子作业崩溃，为高昂的校外培训费‘压力山大’，如今全解决了。” 不光家长赞不绝口，学生也乐在其中。新乡市卫滨区人民路小学四（5）班学生赵若孟涵说：“以前放学都是自己回家，爸妈不仅没时间接，有时还会因为辅导作业吵架。现在，在老师的辅导下，在学校把作业写完，回家后就是看书、弹琴，和父母聊天。” 为确保将课后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市长王登喜多次深入基层调研，并在全市教育大会上作出安排部署。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市政府成立了由副市长王占波任组长，纪检监察、教育、发改、公安、财政、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参与的全市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市教育局组织召开现场会、观摩会，成立调研指导组赴各县（市）、区指导课后服务工作。市公安局安排人员完善校园周边交通安全设施、维护校门口交通秩序，以保障延时后放学高峰期的学生安全…… 新乡市还确立了“以家长为主体”的工作方向，提出“群众哪里有需求，我们就服务到哪里”的基本要求，明确坚持立足实际需求、家长自愿委托、学校公益服务的原则，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权、家长的自主管理权，并规定学校和教师一律严禁参与收费、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严禁集体补课等“红线”。 对于服务形式、费用收取等问题，卫辉市实验小学校长李保勇介绍说：“课后服务的方案制定、课程设置等，由学校与家委会商议，并充分发挥家委会作用、尊重家长意见，学校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人员等保障，家委会负责课后服务费用的定、收、管、支，并定期公示，接受监督。” 目前，各学校通过家委会对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收取每月100—200元费用，用于为参与课后服务的相关人员发放补贴等，专款专用，多退少补。“收费真不贵。我的孩子上学期就参加了课后服务，前3个月交了300元，因为有结余，第四个月没有交钱，算下来每月不到80元。”潘洪儒说。 “课后服务延长了工作时间，增加了工作量，感觉累吗？”面对记者提问，新乡市新区小学教师张娟表示：“课后服务方便家长接送，利于学生成长，也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实际学习情况，虽然累一点，但感觉很值。” 近日，新乡市教育局就课后服务工作发放调查问卷17.4万张，统计结果显示：满意率达到98%。 “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正是秉承这样的工作理念，作为新乡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的五项民生实事之一，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启动至今，已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好评。 丰富多彩，服务内容多元化、有特色 “学校老师充分利用个人特长，开展活动实践课，教音乐课的王老师教学生唱豫剧，教政治课的郭老师带着学生在食物上做雕刻，还有化学实验拓展课等，学生和老师都乐在其中。”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副校长李海蓉指着学生作品说。 “充分发挥课后服务的育人功能，让延时不止于看管。”在这样的共识下，各学校根据家长需求和学生兴趣，采取了“作业辅导＋社团活动”的模式提供课后服务内容，并邀请有专业特长的家长、志愿者参与其中，拓宽学生兴趣培养的渠道。 新乡市新区小学一直有特色社团基础，在课后服务中开设了艺术类、体育类等社团活动33种，并专门从校外聘请10多名教师开展机器人、无人机、古琴等兴趣班。六（2）班学生唐硕晨的妈妈说：“以前，孩子放学就是去上辅导班，每年需要两三万元。如今，既能接孩子，又能培养他的兴趣特长，还减轻了经济负担，真是太好了。” 新乡市外国语小学的延时课程既包括学科解难、集体阅读等作业辅导，又开设了语言艺术、经典诵读等社团活动，学生参与率达90%。新乡市育才小学明德校区将劳动教育融入课后服务，在校园开辟学生实践活动试验田，开设劳动课程，引起很多学生的浓厚兴趣。 统计结果显示，目前，新乡市中小学共开展各类课后服务兴趣班2712个。“课后服务已不仅仅是帮助家长解决接娃难问题的有力举措，还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重要平台。”新乡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建学说。 深层次思考，让课后服务可持续、更优质 “课后服务虽然得到了群众好评，但这项工作才刚刚起步，有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如何完善机制，让这一民生工程更可持续、更具活力、更有质量，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明显、更持久，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问题。”成绩面前，新乡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修国陷入沉思。 卫辉市副市长杨钧说：“我们正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与行业协会、图书馆、博物馆等合作，协调社区、校外活动中心等资源，突破课程、校园、空间等边界，解决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城乡统筹等问题，从而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使课后服务能够在解决家长接孩子难题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育人功能，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目前，卫辉市已成立课后服务工作课题组，把课后服务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申请立项研究，并将投入2900万元用于教育信息化建设，力求通过推进“互联网+教育”，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我们了解到有一部分家长因为下班晚、路途远等原因，希望课后服务能再延长20分钟，学校正在研究如何服务好这一小部分学生。我们希望通过解决好这20分钟的‘时间差’，真正将课后服务做到‘最后一公里’。”新乡市新区小学校长李克兴说。 李修国表示：“我们已将课后服务纳入全市教育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解决问题台账，列为2019年局长突破项目。我们要通过服务范围全覆盖、服务对象多元化、服务时间人性化、服务内容多样化、服务模式公益化、服务工作常态化，切实让家长、学生、社会满意。”
0000-00-00 00:00中国教育新闻网 -
民法典如何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
8岁儿童，拿着父母手机偷偷充值数万元网络游戏币，父母发现后可以要求游戏平台返还吗？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界限会不会进行调整？5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进入半程，伴随着代表团小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的进程，会内会外对民法典（草案）的关注快速升温。 正在接受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 “从摇篮到坟墓”，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关乎亿万家庭幸福安宁的未成年人，又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对其相关权益的体现和保护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不久的将来，民法典将给未成年人的生活和成长带来哪些影响？ 一张未成年人的“法律身份证” 最近一段时间，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高额打赏网络主播，父母却无法追回款项的案例，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该如何看待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 “如果未成年人未满8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网络打赏行为是无效的，监护人可以要求返还；对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打赏行为需要根据心智成熟状况来区别对待。”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作出了解释。 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第十九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民法典中，这是前提性和基础性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王轶表示，一方面，对于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来说，相关事务由其监护人决定，监护人具有相应的年龄、智力优势，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可以避免未成年人权益遭受损害。另一方面，年龄由过去的10周岁降到8周岁，其实赋予了8周岁到10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更多的民事权利，给予了他们一些自由决定的空间，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尊重。 在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看来，这条规定相当于赋予了未成年人一张“法律身份证”，对未成年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行为能力范围给予了更清晰的界定。 从10周岁到6周岁再到8周岁，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门槛经历了一次次前后位移。王轶回忆，198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定为10周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成年人的生活条件、心智成熟度有了很大提高，下降年龄成为法律界共识。 “是下降到8周岁还是6周岁，当时存在很大争议。”王轶说，考虑到6周岁的孩子刚上小学，没有积累起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而8周岁的孩子大多上三年级，已经有能力处理一些跟自己年龄、智力相适应的事务了，最后将年龄定为8周岁。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贯穿始终 父母患病确诊后被隔离，留下孩子独自在家无人照料。疫情期间，类似情况该如何解决？ 结合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草案）对监护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这条规定特别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明确了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理念的彰显。”陈海仪表示。 不仅是在紧急情况下，在陈海仪看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理念贯穿整部法典始终，涉及监护、收养、遗嘱继承各方面。比如，当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时候，民法典（草案）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收养制度的完善也是民法典（草案）的一大亮点。“扩大被收养人的范围，删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不满14周岁的限制，修改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草案说明中的这句话让长期跟踪调研收养制度的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感到振奋，近年来方燕多次呼吁扩大收养人年龄范围。 “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应该成为收养盲区，他们也需要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方燕认为，将被收养人范围放宽至所有未成年人，将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以往的收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满足没有孩子的收养人的利益，这次明确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告诉记者。 为进一步强化对被收养人利益的保护，草案在收养人的条件中还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 “还应该建立收养后跟踪监督机制，因为很多侵害行为都发生在收养关系成立之后。”方燕建议，建立收养关系后，应当由专门机构长期跟踪了解孩子的生活情况；借助大数据等技术优势，逐步建立全国联通的收养信息系统。 为性侵筑起“防火墙” 近年来，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不时曝光，牵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第191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 “这就意味着年幼时遭到性侵，18岁后仍可提起诉讼并得到保护。”王轶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然而现实中，一些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中，因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可能没有意识到行为的危害性；有的甚至是熟人、近亲属作案，不敢通过法律寻求保护。 如果按照以往诉讼时效的规定，孩子成年后再去寻求法律救济，很可能面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被动处境，当初的加害人得以逃脱法律惩罚。 “这条规定也是对不怀好意的成年人的一种有力震慑，不能因为孩子年幼无知就伸出罪恶之手。”陈海仪说。 性骚扰也是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第1010条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记者注意到，此前草案的表述是用人单位，并未列举单位类型。 不少法律界人士表示，目前发生在校园、托幼机构的性骚扰事件有上升趋势，这样的修改能进一步明确负有防止性骚扰责任的单位范围。 这条规定也给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会期间，她提交的“未成年人相关工作岗位禁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的建议，得到了上亿的网络点击量。 “不仅仅是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活动中心，也容易成为性骚扰的场所。建议在法条中强调这类教育机构的职责。”刘希娅表示。此外，她还建议，加强未成年人预防性侵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民法典为未成年人撑起了‘保护伞’，应该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让他们掌握基本的法律素养，明白公民的行为边界在哪里。”最近，陈海仪在媒体上开设了“代表课堂”，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向孩子们普及民法典，希望法治的种子能够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记者 焦以璇 柴葳）
0000-00-00 00:00中国教育报 -
组合拳打通教师队伍建设机制性梗阻
12月16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中央编办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管理有关政策情况进行了解读。 “教师减负这个现实问题、师德师风建设这个根本问题，以及教师编制管理这个关键问题，都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布和在发布会上表示，系列政策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力求破解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中的机制性梗阻，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坚实保障。 教师减负必须厘清责任、刚性治理 《若干意见》从6个方面提出20项务实举措，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减负、怎么来减负、重点减哪些负以及由谁来减负4个问题。 “教师的主业是教书育人。给教师减负，实际上就是让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教书育人的主业上去，放到立德树人的使命上去。”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为教师减负既是遵循教育规律的内在要求，更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若干意见》从老师们反映比较强烈的不合理负担入手，提出了减负的路径。”任友群介绍，首先，分类治理，从源头上查找教师负担，大幅精简文件和会议。其次，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区域、城乡、学段等不同特点，避免“一刀切”。再其次，标本兼治，治“标”，就是要突出重点，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事项；治“本”就是要协调好学校管理与教育教学的关系，提高专业水平。最后，共同治理，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要形成合力，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减负不等于没有负担。”任友群介绍，《若干意见》明确了要减掉的是中小学教师不应该承担的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并从老师们反映比较强烈的不合理负担入手，重点减少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社会事务进校园、报表填写工作、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确保对中小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 对于谁来减负的问题，任友群指出，“中小学教师面临的额外的工作负担来自方方面面，必须厘清责任，坚持刚性治理。”省级党委和政府要根据意见精神，列出具体减负清单；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宣传引导、督促落实；教育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教育督导部门要加强督导。 发布会上，浙江、陕西分别介绍了两省在教师减负方面的经验。“曾有教师到省里评职称时，送过来一麻袋材料，而真正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却很难在中间得到充分的体现。”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丁天乐介绍，2017年起，浙江在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中规定，申报教师填报的论文或课题总量不超过5个，非教学方面的奖励不超过5个，大幅度减少了论文、课题数量。2018年起，浙江试点探索了中小学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此举简化了评审环节，减少了材料数量。 陕西省则通过实地调研，掌握了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五类情况，进而梳理出增加教师负担的四大类非教学任务，并制订了严格控制涉及学校的检查评估项目、实行社会事务进校园审批制、精简规范各类填报工作、严格控制借调教师、规范各类教师培训等“五类措施清单”16项整改措施，重点规范教师培训项目、评选评估和竞赛管理、申报事项和各类报表三类行为。 教师减负工作涉及多部门多领域，《若干意见》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严把审批和报备关口。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要把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纳入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督导之中，省级教育督导部门要把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作为教育督导和开学检查的重要内容，确保举措落地见效。 15项举措全方位构建师德师风建设新格局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及任务举措，提出经过5年左右努力，基本建立完备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和有效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意见》从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将师德师风建设要求贯穿教师管理全过程、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15项举措，全方位构建师德师风建设新格局。 “总体思路是内外机制共建，一方面内强素质，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通过强有力的举措实招和制度建设，全面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外塑环境，通过提升教师地位、加大教师权益保护，创设良好从教环境，提振师道尊严，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意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将日常教育作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点，通过课堂育德、典型树德、规则立德，将教师的师德涵养与教育教学工作、立德树人实践结合，在育人实践中锤炼高尚道德情操。 “思想政治学习和师德素养提升面向全体教师，没有例外者。”任友群介绍，《意见》的一大亮点在于注重日常管理，将师德师风要求融入教师管理各环节。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做在日常、严在日常，在教师的招聘引进、考核评价、日常监督与违规惩处等方面，强化师德师风要求，突出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意见》第一次对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要求，从提高教师地位、保护教师权利、加强尊师教育、鼓励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系统举措，为教师营造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良好环境。”任友群表示，这是对师德师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为推进师德师风建设任务落到实处，《意见》强调，要把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弘扬尊师重教传统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夯实学校的主体责任，学校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建立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我们同时也要正视仍有个别教师顶风违纪的现实，通过严格的监督考核进行约束，通过严肃的处理措施坚决惩处，使违规者付出代价，严重的要终身禁止从教，切实起到警示震慑作用。”任友群说。 2018年11月，教育部印发了新时代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随着此次《意见》的印发，从国家层面构建起了规范教师职业行为与指导师德师风建设整体工作相结合的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 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管理 “在研究测算和分析基础上，我们总体认为，当前我国中小学教职工队伍总量已经不小，基本能够保障中小学教育发展总体需求。”中央编办四局巡视员、副局长田中介绍，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研结果显示，城市和农村、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甚至同一学校的不同学段之间，因为人员编制配备不平衡、编制调整不及时、人员流动不畅等问题，结构性缺编、缺员问题也比较普遍。个别地区还存在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量未达国家标准、一些新建学校编制配备不及时等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四部门就关于进一步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管理出台了有关政策意见。总体要求是，坚持总量控制，增减平衡，在现有事业编制总量内按照标准及时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满足发展需要；坚持优化结构，统筹调剂，综合需求变化动态调整不同地区、城乡、学校及学段间中小学人员编制配置，提高使用效益；坚持存量挖潜，保障需求，盘活用好现有事业编制资源，优先满足中小学教育需要；坚持创新管理丰富供给，通过购买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等，推动中小学教育服务提供方式多样化。 “重点从教育系统自我挖潜、事业编制总量统筹、管理服务方式创新三个方面入手。”田中说。 田中介绍，首先应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育系统人员编制效益，从内部挖掘潜力、盘活存量。一是结合地方机构改革，稳步推进教育系统职能弱化、任务不饱和、规模较小的事业单位整合撤并，精减收回的编制资源统筹用于补充中小学教育需要。二是结合城镇化进程、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优质教育资源均等情况，优化各级各类公办中小学教学点的设置，合理配置人员编制。三是根据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城乡区域人口流动等情况，加强教师交流轮岗，推动人员和编制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及学段之间动态调整。 其次，统筹事业编制，优先保障中小学教育需要。通过挖潜创新精简机构编制，统筹调剂保障基础教育，落实编制标准。加强管理严格编制使用，补齐缺口满足发展急需。 田中表示，各地要结合实际，挖潜调剂出来的事业编制资源，优先用于补充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加大教职工编制统筹配置和跨市县调整力度，结合实际切实将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落实到位。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原则上以省为单位每2—3年按照标准调整一次，市、县根据生源变化情况可随时调整。从严查处中小学教职工“吃空饷”占用编制等问题，严禁公办学校在编教师长期到民办学校任教，严禁长期空编和有编不补、编外用人等。 此外，政策还提出创新管理方式，增加服务供给。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政策在创新人员管理和培养考核方式，合理保障经费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举办教育事业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以县域或上一级行政区域为单位，统一核定教职工编制并配备人员，跨学校统筹使用教师，提高人员编制效益。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利用高校、培训机构等社会资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补充中小学社会实践等课程和教学辅助力量。（记者 王家源 见习记者 林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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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扩招200万，如何接招落地 ——代表委员、专家、校长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职教内容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今明两年高职扩招200万的任务。 中央这样的战略安排有何深意？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高职扩招100万，今年再次提出，两年扩招200万，高职院校如何接招落地？困难和挑战在哪里？该如何迎难而上？两会期间，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和专家、高职院校校长们。 职教连续扩招，被国家寄予厚望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还是从当前如何稳就业、促就业来看，十分必要，意义重大。高职扩招的政策效应将持续释放，对经济、社会以及教育会带来重大影响。”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表示。 在李和平看来，此举有四层深意：其一，抓好“六稳”“六保”的重要战略之举。稳就业居“六稳”之首。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压力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就业形势复杂严峻。高职扩招200万，有助于缓解当前状态下的就业压力，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其二，有利于提高就业质量，使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有了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其三，有利于提升教育服务能力。高职扩招后将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产业一线输送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人口红利更好地转变为人力资源红利。其四，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 “职教扩招再加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是非常看好的、寄予厚望的，高职对于民生的意义，无论从‘以人民为中心’、经济转型升级还是年轻人发展本身，其作用都是非常凸显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科院原副院长马树超表示，去年我们实现了扩招百万的任务，是高职院校执行力的体现，是教育部执行力的体现，是各级政府对于国家大政方针落地执行力的体现。 马树超认为，今明两年的高职扩招加码，这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八大发展目标之一的“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中提出的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特征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光荣而又重要的任务，这一举措的政治站位远远高于教育系统自身工作的范畴。 “在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高职院校服务贫困地区的能力值得更大的期待和肯定。”马树超连续九年主持调研发布中国高职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据此，他列出3组数据以证明。调研发现，高职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每年毕业的300多万学生中，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生源占比为9.9%，划到每个国贫县就是300多人。第二组数据是，高职的贫困地区农村生源的63%分布在农林类、医药卫生类、民族类、师范类等院校中，他们毕业后对于加强乡村卫生院、幼儿园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解决基层民生问题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组数据是，这些贫困地区农村生源的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5届稳定在90%以上，其中近1/4是留在贫困地区的，有力支撑了当地脱贫攻坚。 “这些数据背后的深意，我想国家会看得非常清晰。”马树超说。 扩招带来哪些挑战，该如何应对 全国1423所高职院校，要在今明两年扩招200万，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地方和高职院校将会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该如何应对？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王津从过去一年的扩招工作中，真切感受到了一些困难：有上学需求的人不知道国家有这项政策，不知道如何进入高职院校；学校尚未做好接收社会生源的充分准备，对生源的学习基础、学校如何转变教学模式都存在担忧。 “现在大家能够有针对性地做好准备和调整。”王津表示，高职院校要进一步挖掘潜力，早动手，早分析，尽快开展今明两年招生的组织工作，统筹考虑“招多少、如何教”的问题。 办学条件亟须改善可能是每个校长感受最直接的压力。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表示，此次扩招为全日制招生，学校生均教学用房、占地面积、宿舍、实训基地等硬件条件难以满足目前需求。 “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其平均培养成本是同级普通教育的2—3倍，高职扩招必将对高职院校的基础设施、教学资源和实训基地等带来很大压力。”李和平说，按照教育部现有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标准计算，扩招后一些学校的办学条件将面临无法达标的状况。 师资缺口大，也是地方和学校普遍面临的难题。从全国来看，目前全国高职院校共有专任教师49.8万人，按生师比18:1计算，每年需补充6.5万名高职教师。 “这给每一名教师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首先是教学任务增加，教师的教学压力也会相应有所增加。其次是对教师素养和能力的挑战。下岗职工、半工半读的企业职工可能有实践基本功，但缺少理论知识，如何因材施教会是一个挑战。”王津说。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高职办学经费可能是最大的挑战。李和平说，按照“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当不低于12000元”要求，各地总体情况达标，但扩招后一些高职院校的教育经费将变得更加拮据。 李和平建议，国家要进一步深化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改革，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高职教育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相关评估评价体系。进一步落实相关配套支持政策，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政策，进一步完善教师绩效工资核定办法，将教师参与扩招教学工作量纳入绩效工资总量，以保障高职院校扩招后教师动力不减，教学标准不降。 “扩招的保障措施至关重要，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将高职扩招保障措施落实落细。”郑亚莉建议，财政部门要全面落实生均拨款、奖助学金提标扩面；人社部门将扩招入高职的中职学生、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士兵纳入培训资金和职业技能行动补助范围；农业农村部门出台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的资助政策等。 “教学资源肯定面临摊薄的风险，考验各级政府的时候到了，应该花力气去引导和支撑高职院校完成战略任务，创造性地调动资源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打组合拳，不能把压力只放在高职院校身上。”马树超举例，就像抗疫中的方舱医院一样，采取一些解决资源短缺的战时举措，比如，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宁波服装职业学院等院校深入企业行业，采用“一企一策”，调动企业资源，很好地完成了2019年的扩招任务。 马树超特别提醒，持续的扩招带来持续的挑战，高职扩招200万既然被国家当作宏观政策提出来，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光靠教育系统的努力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比如，发改系统可以在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的推进建设中，设置与扩招百万相关的评价指标、给予更多政策扶持，人社系统要为高职扩招的教师编制和绩效工资激励政策等给予更多支撑，财政系统要督促各地确保高职扩招的经费划拨到位等，行业企业更要积极参与，与高职扩招互惠互利。“当下正是各地编制‘十四五’规划之时，应该把支持高职扩招列入地方规划，给予持续性支持，尤其要鼓励地方政府为高职扩招进行政策探索，期待管理部门加快出台与扩招对应的新政策、新标准、新规范，使高职扩招得到全社会的支持。”马树超说。 针对多类型生源，如何学得好、出得去 200万，庞大数字的背后是更多类型的生源，其中包括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生源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也倒逼高职教育发生变革。招进来，怎么才能留得住，学得好，出得去？ 李和平指出，高职扩招丰富了生源构成，促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大融合，倒逼高职教育完善考试招生办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带动办学条件改善和评价机制改革，彰显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成为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催化剂。 那么要如何因材施教，真正实现让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就好业”？也许我们能从2019年的扩招经验中找到一些借鉴。 从过去一年扩招的经验中，王津总结，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社会生源存在年龄层次不齐、基础知识能力参差不齐的特征。因此他建议高职院校在全校上下加强学情分析，做好教学方式转变，适应多类型生源特征，继续开展学徒制、订单式、学分制等教学模式探索。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受教育部职成司委托，对扩招后20余个省市的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情况做了分析。这些学校以扩招为契机，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学生综合素质、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有积极的创新举措并行之有效。 如何帮助更多社会生源协调好学习与工作、家庭的关系，很多学校采取了弹性学习模式。例如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采取了“送教入企”形式，根据铁路企业生产规律设计“小课程体系”，实施“旺工淡学”的错峰教学。 在分类制定培养方案方面，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学生量身定制“选学菜单”，根据学生来源不同、合作企业产业背景不同，实施“一类型一方案”“一企业一方案”“一人一规划”，构建“通用文化课+公共专业课+企业特色课”课程体系。 “扩招带给学校的最大挑战其实是分类培养，做到有质量的扩招。”马树超认为，从2006年以来，一批示范（骨干）和双高建设的高职院校已经积累了有效的经验，如何把这些经验变为1400多所高职院校的共同财富，还面临很大的挑战。在他看来，一些改革比如完全学分制等，可以借扩招的契机加快推进。 “扩招倒逼高职院校加快转型改革的步伐，需要高职院校的校长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对类型教育内涵有新的认识，对高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等类型教育的特征有新的理解，不再按照原来办普通教育的模式来发展高职，而要在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教学资源、课程设置等方面加快改革，对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对接国家稳企业保就业的目标，真正激发出新的改革发展动力。”马树超说。 李和平则建议，采取打造能够胜任面向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不同社会生源实施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教师队伍等措施，应积极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把实现高质量就业作为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推动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社会扩招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解决人才培养出口最佳途径就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郑亚莉建议，要深化校企合作办学路径，鼓励企业参与办学。（记者 赵秀红 林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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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统一高中以上学段学生资助范围
新华网北京1月7日电 近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等六部门印发《北京市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包括正文和六个实施细则，正文对各奖助项目的资助范围、资助标准、资金分担、预算安排、资金监管等作出了政策层面的明确规定。《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等六个细则对各资助项目的申请、评审、资金发放、监督管理等做了执行层面的具体要求。 《办法》统一了各教育阶段的受助群体，在原有受助对象基础上，将“建档立卡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低收入农户家庭学生、残疾人子女、因公牺牲民警子女”5个特殊群体纳入各学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范围，其中，首次纳入了低收入农户家庭学生。《办法》还进一步调整完善了一些资助政策，将民办中职校纳入中职政府奖学金覆盖范围，将边远山区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学生范围，由北京市属高校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扩大至北京地区高校所有生源应届毕业生和外地高校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 《办法》集中反映了2018至2020年北京市在多项资助政策上的扩面和提标。经过本次调整，北京市学生资助在资助覆盖面、资助标准、受助学生范围上达到了较高水平，体现了首善标准。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建立健全了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所有学段、相对完备、具有北京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了“三个全覆盖”，即各个学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从制度安排上充分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有力地保障了公民受教育权，促进了教育公平。年平均受助人次170万，各级财政资金投入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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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青海省教育发展投入779亿元
记者近日从青海省财政厅了解到，“十三五”期间青海省财政厅始终坚持保障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加大资金投入力度。5年间，青海省教育发展投入779亿元，年均增长6.6%，有力地促进了青海省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 “十三五”期间，青海省完善了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阶段学生资助政策，每年惠及学生90余万人；支持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义务教育“全面改薄”和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积极推进普通高中攻坚计划，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明显增强。 5年间，青海省职业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支持西宁、海东、海西新建三所综合型高职院校，推进涉藏州县“一州一校”建设、省级示范校和优势特色专业建设，高校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青海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提高教学水平、提升教育质量基础工作来抓，实施“国培”“省培”计划，建立藏汉双语免费师范生培养机制。实施特岗教师支持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投身基层教育事业，促进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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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安心办学架起保护网
日前，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构建治理“校闹”制度体系，为学校安心办学撑起保护网。 《意见》将给学校带来哪些影响？这张保护网又将如何落地？记者进行了追踪采访。 对“校闹”坚决说不 “目前，学校出现一种现象：体育课把长跑取消了、把对抗性项目改成跳绳了、把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取消了，教师也不敢批评学生了，因为担心出事。一旦学生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或者家长认为学生其他权益遭受损害，往往不能以理性态度、通过合理合法途径进行沟通协商，而是以不理智甚至是非法聚众围堵等方式‘闹’学校。”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鹤岗一中校长伍辉表达了她的担忧。 治理“校闹”一直以来是学校安全管理的痛点和难点。在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看来，“校闹”行为侵害学校、教师合法权益，挑战法律底线，影响社会稳定，“必须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现实中缺少便捷有效的赔偿标准和赔偿渠道。出了事以后，怎么赔？赔多少？这个标准并不清楚，就出现了以‘闹’谋求更大赔偿的现象。”据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大泉介绍，教育部门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进行了广泛调研，发现缺乏便捷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缺乏比较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缺乏有力处置机制、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等，是“校闹”出现的主要原因。 此次出台的《意见》从健全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依法处理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及时处置依法打击“校闹”行为、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等方面，构建了治理“校闹”制度体系。 “《意见》既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理念，又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对于今后我们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教育教学秩序具有指导意义。”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教育厅总督学韩爱丽说。 依法处理学校事故纠纷 “实践中，‘校闹’主要由学校人身伤害事故引起。防控风险、预防事故，减少发生纠纷，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或消除‘校闹’行为。”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表示。 《意见》首先强调加强学校安全事故预防，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树立预防为先的理念，落实安全标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风险排查和防范机制，压实安全责任，加强安全教育，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安全风险。一旦发生事故，要求学校科学、规范处理，及时救助，保障受伤害方权益，给予受伤害方相应的援助，避免产生纠纷。 “《意见》坚持预防为先的理念，强调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安全风险，这对学校非常重要。不出事故或减少事故，才是对学生最大的关心爱护，才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根本举措。”伍辉认为，作为学校，首先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健全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加强师生安全教育，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近年来，由于缺乏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损害赔偿机制，造成少数家长以“闹”作为与学校博弈、争取最大限度赔偿的手段。一些地方为避免责任、息事宁人，出现了“花钱买平安”的现象。 如何建立多元化的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解决机制？《意见》强调要以法治方式解决纠纷，推动平等协商，注重人民调解，便利诉讼渠道。 “《意见》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强调健全调解机制，实现能调尽调，避免学校和受伤害方的直接冲突对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说。 “已有的‘校方责任险’政策，承担赔付的只是中小学校负有责任的事故，赔付涵盖范围较小，在有效处置学校安全事故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韩爱丽看来，此次出台的《意见》给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即形成多元化的学校安全事故损害赔偿机制。下一步，将积极研究制定“校方责任险”与“学生意外伤害险”互相补充的学生伤害事故保险与理赔机制，最大程度地给予伤亡学生和家庭更加实惠的经济补偿，最大程度化解和转移学校风险。 联合治理共筑安全网 治理“校闹”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和部门合力。 “公安机关将按照《意见》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配合教育等部门切实做好‘校闹’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张佐良表示，公安机关将及时制止“校闹”行为，依法惩处“校闹”人员，依法严厉打击涉及“校闹”的犯罪行为。 《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加强学校及周边安全风险防控，有效应对涉及学校安全事故纠纷的舆情，营造依法解决学校安全事故纠纷的社会氛围。 “目前全国公安机关正在深入推进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全面加强校园及周边警务室和‘护学岗’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强校园周边巡逻防控，包括视频防控和智能化动态感知，及时受理学校的报警和求助。重点推进在城镇幼儿园、中小学周边探索实行校园安全区域制度，进一步延伸校园安全领域，给学校和学生创造更广阔、更有效的安全屏障。”张佐良说。 在马怀德看来，“校闹”问题的解决，除了落实《意见》各项要求之外，还应该加快立法，比如加快“校园安全条例”等立法进程，积极推进法律有效实施，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畅通各类法定救济渠道，从源头上治理“校闹”行为。 《意见》提出，积极鼓励各地制定或修改、完善学校安全方面地方性法规，健全学校安全法治保障。 记者了解到，湖南、江西、山东等地已经出台了有关学校安全事故处理的地方性法规。此外，《河北省学校安全工作条例》预计将于今年10月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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